一、审计的批判性和建设性作用理论 该理论将国家审计的作用概括为批判性和建设性两大方面，并提出要在坚持发挥国家审计批判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就国家审计的批判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而言，批判性是对审计事项合规性的客观描述，其所关注的是“是什么”（事实）；建设性是对审计事项的价值评判，其所关注的是“应该怎样”（价值）。批判性是审计建设性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建设性建立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是批判性的升华。审计只有坚持批判的眼光和态度，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批判性思维是强化审计监督必须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不可或缺。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对问题的原因进行综合提炼，去粗取精，对产生问题的体制、机制、政策或管理的缺陷进行分析，最后形成能够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的审计报告，则是审计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审计领域的困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在片面追求工作效率的情况下，技术理性极度膨胀，审计实践活动也往往容易忽略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审计活动很容易落入了审查会计账目真实性和合法性的窠臼，而面临一系列的困境。 具体表现在：第一，执著于工具和手段，偏离本真的目标。技术理性膨胀下的现代审计，往往片面执著于关注审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目标，容易忽视被审计事项的效率性和效果性，使审计目标偏离了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比如财务收支审计侧重于审计与会计信息的鉴证，片面强调和执著于此，对查出大要案数量、查出违规金额的数量的片面追求，没有对决策、管理以及经营效益审计给予足够的重视。可能有些会计信息是真实的，但可能不符合效益性原则，是由于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特别是要转变审计就是单纯查问题的观念，从预防入手，关注制度和政策的缺欠。 在理性作为工具成了目的的情况下，精确的计算和计量作为表征审计成果的手段却成了目的，这虽然可以保证这是当下最经济并且最合理的，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但这种现代性的逻辑方式片面强调效率。第一，审计活动仅仅关注当下最直接的审计成果，忽视对政策和制度上的建议，眼前的事实的好处是最实在的，将来的不用负责，过去的也不要顾及。精确的计算和计量作为表征审计成果的手段却成了目的，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审计丧失了本真的目标。第二，执著于既有的法律和规范，忽略审计的价值维度。随着审计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审计规范和审计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有的审计规范也会逐渐地显得滞后或不健全，而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现代审计，人们往往教条地迷信和机械地执行现有的审计规范。规范和标准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审计服务的，但一旦成了本本和教条，他们就变成了审计的束缚和枷锁。而在审计的价值的指引下，则能对不合时宜的审计规范及时地进行修正。可以说，审计规范需要审计价值的统领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审计领域出现上述困境的理论根源在于：第一，割裂审计“事实”和“价值”。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现代审计，在实践中重视对审计事项的对与错（事实）的判断，而往往忽略对审计事项的“价值”评判和引导。第二，割裂审计“批判性”与“建设性”作用的发挥。一味地强调审计的批判性功能，陷入了屡查屡犯的恶性循环，审计工作陷入简单重复。第三，技术理性膨胀，价值理性缺失。审计片面追求工作效率和审计成果，忽视审计道德和价值的建构。如何在审计领域克服上述困境，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处理好“事实”和“价值”的关系、如何找寻到审计领域沟通“事实”和“价值”的桥梁问题。 三、“事实”和“价值”的探讨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首次明确提出“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区分，他在《人性论》写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或‘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9-510）这段经典的话便是学术界公认的伦理学或价值领域的“休谟问题”。事实（“是”）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界，价值（“应该”）是包含善恶美丑圣凡判断的道德界、审美界和宗教界。事实是真，价值是善美圣。事实是知识论所要研究的对象，把握事实的方式是认知；价值是形而上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把握价值的方式是评价。继休谟之后“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认识与评价、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逻辑语言与道德语言、价值中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由“是”能否推导出“应该”，“事实”能否直接过渡到“价值”，成了自然主义、直觉主义、情感主义等哲学派别的重要乃至中心话题。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立场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试图以某种理论范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杨晓东等，《“休谟问题”的价值困境及其当代解答》，《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以现代西方哲学为例，不断有学者对休谟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杜威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道德评价领域，试图弥合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并不成功，他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也没有真正理解休谟等人提出的问题，仍旧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西方学者普遍坚持事实与价值之间有一道“鸿沟”。客观地说，认为两者无法过渡的观点是片面的，但把事实与价值完全等同起来，否认两者的区别，把问题简单化，又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