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4－0088－10 一、前言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过程中的“鄂赣之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过程和结局均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策走向和中国革命的进展。期间，蒋介石为争取主动，提出驱逐鲍罗廷以其他人代之，并付之不懈的努力且几近成功。关于迁都过程中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大陆学者多半关注的是两人之间的权力争斗①，对驱鲍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极少述及。海外学者较早关注这一事件，但在论述过程中认为，北伐开始后鲍在广东开始反蒋，迁都武汉后鲍挟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操纵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进而操纵中国革命。蒋介石为中国革命前途计，不得已与鲍争夺革命领导权。② 此论似有美化蒋介石的嫌疑，很难说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近几年，笔者有幸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试图了解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宁汉分裂期间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无意中发现蒋介石试图将鲍罗廷驱逐回国，但最终没能成功。由于是事件经历者本人的记述，难免有些隐瞒自己个人野心，美化自己思想的痕迹，但仍可以从中看出驱鲍事件的主要脉络。 本文以上述资料为基础，辅之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和保存在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及“国史馆”审编处编辑的《革命文献》等资料，探讨蒋介石和鲍罗廷产生冲突的深层原因，蒋介石驱逐鲍罗廷倡议的提出及反响，驱鲍的经过及失败的原因，力图客观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二、蒋鲍冲突的缘起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东征和处理“廖案”所建立起来的威信与掌握的军事力量，趁鲍罗廷离开广东赴北京汇报工作之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后，蒋介石反复向布勃洛夫使团解释此次行动的原由，共产国际决定对其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5月15日，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旨在削弱、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一方面排斥了共产党，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执行委员会中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势力，以使自己的实力上升，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被蒋赶到国外，蒋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初，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又选举蒋为中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特任蒋为国民政府委员。这样，在北伐战争之初，就出现了“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的状况，以至于形成“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③。同时蒋借北伐之机，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军事独裁初现端倪。 对于蒋介石借自己离开广州之际发动“中山舰事件”，鲍罗廷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前鲍在北京汇报工作时还信誓旦旦表示：“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④ 蒋介石等4个军长“完全可靠”。而蒋介石此举无疑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在莫斯科“喘息”和“利用”蒋介石实现苏联利益的政策思想指导下，鲍罗廷放弃了反击蒋介石的想法，反而采取限制共产党以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因为莫斯科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他“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毕竟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⑤ 于是便有了鲍罗廷在“整理党务案”和北伐问题上对蒋介石的让步。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并不表明其对蒋的革命成功抱有期望，他预测蒋介石的北伐到达武汉时，蒋便会自己遭到失败，共产党要做的只是等待那天的到来。而事实上，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他所认为的蒋介石失败并没有到来，甚至在武昌克复后，蒋介石依旧没有失败的迹象。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国民政府迁都事件，而此事正是蒋本人提出来的。 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央北移武汉的动机有四：一是便于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蒋自率军北伐后，一直担心此前取得的国民党大权是否牢靠，共产党和鲍罗廷是否能让其独揽大权。这种心境蒋在其日记中袒露出来，但蒋以鲍操纵中国革命、自己为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加以掩饰。蒋在日记中写道：“前后方隐忧亟增，肘腋生患，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⑥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武昌距离愈近，“而忧患与之俱深，个中心事，其谁知之。”⑦ 之后蒋又叹曰：“鲍等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师倏忽逝世，何使吾辈后死者艰棘至此耶。”⑧ 很显然，蒋介石再三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就是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跟着自己走，以便控制。二是防止共产党力量占领武汉。蒋介石虽然在前方指挥作战，但他主要考虑的还是政治问题，即中共和苏俄势力的影响和发展问题。为了在北伐中借用工农力量，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党的力量，于是放松了对共产党活动的限制。但是他时刻关注着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动向，特别是鲍罗廷的动向，因为鲍罗廷代表苏联的援助。三是遏制唐生智权势膨胀。蒋介石发现，随着北伐由南向北推进，作为两湖战场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的势力也随之膨胀，唐不仅占有两湖地盘，负责湖北军事，并在他入赣期间代理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其军事实力由湘至鄂也大为扩张。他感到唐的力量增长将成一方诸侯，深恐其不受节制，欲以国民政府派员组织政治委员会以限制唐生智。四是阻止汪精卫销假回国。在蒋看来，在武汉即将成为革命中心时，把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中倾向于汪的部分要员调来武汉，就能分散南方流行的迎汪复职力量，阻止政敌汪精卫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