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4－0120－08 一、问题的提出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共识。但近年来，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在书中得出了以下十分大胆的结论。为准确反映其观点，请允许摘录其几段相关文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的核心人物李大钊，1919年逃离北京在昌黎小住，在那里写下了他那篇永远值得纪念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过去，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提到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先于这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②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1919年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在陈溥贤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缘故。③ 石川氏的意思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的‘渊泉’（即陈溥贤——引者注）”④。这就是说，李大钊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前还有另外一位“先驱”即陈溥贤，他比李大钊更早地在《晨报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影响了李大钊，而这位“陈先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背后有与日本的联系。 石川氏上述“新论”，“扬陈（溥贤）抑李（大钊）”、“高估外因（日本）忽视内因（中国）”的态度显而易见，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经过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正好与其相反。 二、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人物 众所周知，李大钊与《晨报》的关系非同一般。 《晨报》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其前身是1916年8月15日创刊的《晨钟》报。时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大钊被聘为编辑部主任，该报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等文就出自李大钊之手。由于政见不合，两个月后李大钊被迫辞职，离开了《晨钟》报⑤。 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事而遭查封。同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重新出版，版面安排和内容方面作了重大调整。1919年2月7日，该报于第7版正式设立《副刊》，此后，李大钊频频在该《副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⑥。 正因为李大钊与《晨报》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晨报副刊》于1919年2月7日的改良，是在李大钊的指导或协助下进行的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大钊“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⑧；“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⑨。 除以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外，还有一些“众所不知”的情况：在李大钊于1916年10月脱离《晨钟》报到《晨报》于1919年2月7日改版之前这段时间里，他与该报关系到底如何？对该报究竟有无影响？（石川祯浩的论点恰好就是根据这一空当做出的）1919年2月7日该报改良、设立副刊以后，李大钊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已经大致可以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晨报》复刊第一天正文头条刊出的《发刊词》中指出： 《晨报》何为而作乎？曰：即为此罪恶之政治作，社会作，新闻界之恶岁作。良农不以收薄而废耕，良工不以知稀而辍肆，况此政治社会者，不幸而与我同国同生同死，若人与空气之不离，若骨肉亲戚之不可分。假非值此恶岁，陷此罪恶，犹可默尔而听其自然，而今则何如乎？欧战罢矣，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局，吾国所借以苟息于国际者，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自一德意志起，牵连摧陷，几及全欧，骎骎披靡，不可复遏，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就今日政治社会现象观之，吾敢断其于此无一毫把握，而且有不可思议之险兆，而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危乎不危？知其危而垂涕以道，虽不幸至于批鳞犯忌，犹冀其一寤以共全。此处同国同生同死之谊则然，不忍以已而亦不得以已者也。此《晨报》之所为作也。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