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5－0148－13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文书频仍、解读颇多，但常为时人和后世学界所乐道的“关键词”，则为先后出笼的“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命名的“广田三原则”，是抗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招牌；而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倡导的“近卫三原则”，则是抗战前期日本侵华政策的口号。但日本以此形式（“表”）反映的对华政策本质（“里”）是什么？其前后关联、表里关系究竟如何？却是我国学界至今也缺乏深入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本文拟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的档案史料，对此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的粗浅论述。 一、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 1935年10月出笼的日本“广田三原则”，主要是为了应对和否定中国政府此前提出的对日关系“三原则”。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围剿”之后，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录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篇文章，后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12月20日在南京出版的《外交评论》上。该文在论述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为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并向日方发出了打破僵局、改善关系的呼吁。① 蒋氏返回南京后，于1935年1月19、21日，分别拜访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黄郛三人，商讨对日问题。[1]26日开始，中国的各大报章纷纷连载《敌乎？友乎？》② 这表明，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为契机，确立了新的对日方针，并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 在中国方面首先发出上述呼吁的同时，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第67次国会上发表了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26日，他在回答众议院议员的质问时，又发表了对于日中关系的见解。[2]广田在议会的演说，很快就受到了中方舆论的关注，被解读为日本对于中国“不侵略、不威胁”的演说。蒋介石甚至还不无主观地认定这表明日方受到了他的《敌乎？友乎？》一文的影响。[3]29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党政干部，讨论外交方针；30日晚宴党政人员，继续讨论对日方针。[4]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元冲，参加30日晚宴后在其日记中记载：此次讨论决定了由汪精卫提出、黄郛力陈的对外方针，“内容大致在不丧权原则之下，谋中日之亲善，以打开目前之难关。”[5] 虽然，日本方面的对华真意如何？蒋氏仍不无疑虑。故在决定上述方针之后，2月8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拟请王宠惠在离国回任途中，“便在东京历访日当局，交换意见，以探明日方之真意。”[6]16日，蒋介石致电驻日公使蒋作宾称：王宠惠来东京，“是政府与弟之意。请介绍日本当局与之接洽，并望兄一致进行。”蒋并致电王宠惠，指示其对日交涉的方法。[7] 根据蒋氏和国民政府的旨意，担任国际法庭大法官的王宠惠，在赴海牙上任之前，于2月19日到达东京，3月5日离开日本。他此次访日，历时两周多，其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在2月20、26日，与广田外相进行的两次会谈。[8]会谈期间，王宠惠实际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1）以和平方法处理中日关系；（2）两国进行对等的交流；（3）两国以友谊相交。③ 据此，中国政府首先提出了和平、平等、友谊的对日关系“三原则”，并主动开启了此后调整中日关系的步伐：“中日两国南京交涉调整邦交一案，实源于民国二十四年春王亮畴博士与日本广田外相之会晤。”[9] 对于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日本政府的最初反应却是十分冷淡的。因为日本方面早在广田演说之前，就已经拟订了新的对华政策：1933年9月广田弘毅出任外相之后，斋藤内阁即根据10月21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对华方策和秘密决定，[10]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共同研究、制订新的对华政策，历时一年有余，直到1934年12月7日，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与陆军省、海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共同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11]该文件在规定的对华政策的宗旨和纲要中，对于南京政权的策略是“最终要把南京政权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即该政权的存亡，系于它是否表明打开日中关系的诚意。”[12]1935年1月12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分别派遣人员，将该文件向其驻华机关进行了传达贯彻。这才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广田外相随后在议会上的演说，只不过是一种呼应中方的外交辞令而已。 在上述对华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关东军、中国驻屯军于1935年初，从察东开始，在春夏之交的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并迫使中国华北当局与之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达到了驱逐国民党中央势力于冀、察两省的目的。日本外交方面，不但配合了军部策动的“华北事变”，而且对于中国首先提出的上述所谓“三原则”，并不给予理会和呼应，其唯一的举动不过是在5月17日将对华公使升格为大使这样一个早已在拟议中的象征性的行为。中方通过王宠惠而提出的“三原则”，因此成了“一厢情愿”。 尽管如此，“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仍然企图循外交途径，继续改善对日关系：6月14、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次长唐有壬，分别向来华上任的有吉明大使提出了上述要求；驻日大使蒋作宾到东京上任后，6月22日、7月1日与广田外相进行会谈时，也表达了上述愿望。7月5日，蒋氏在日记中关于“倭寇对策”指出：“今日形势主动将在于我也。甲、以退为进，乙、稳定基点。”[13]中国政府的上述外交行动，可谓“华北事变”后在对日政策上“以退为进”的主动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