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① 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② 但是，同样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协调派”和“扩大派”的纷争上，③ 片面强调“协调派”的“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独走论”和“偶发说”。 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④ 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⑤ 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⑥ 因此，在探讨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⑦ 落入“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协调派”与“扩大派”的内在异同，揭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化的历史过程，评析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及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的作用力，以及“财阀转向”、“军财一体”的影响力等，进而剖析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逐步完备的诸多因素，并从另一个侧面透视“独走论”和“偶发说”的历史失真。⑧ 二、日本决策层的满蒙因素决定论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奉天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后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关东军“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⑨ 满铁调查人员当时的记录也提及，“作为冲突的原因，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由于（关东）军方严格保密，欠缺明确”。⑩ 可见，日本当局完全清楚发动事件的元凶。次日上午，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会前，若槻首相特意询问陆相南次郎道：“关东军此次针对暴戾的支那军的行动，的确是为了自卫吗？你相信吗？”会议期间，币原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了“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11) 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电，先是肯定“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并指出，“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12) 9月19日，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施肇基也将此事报告给国联，并分别向《非战公约》各签字国发出通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同日，在国联第65次理事会上，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宣读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之声明书，“请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地方事件’”。9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又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13) 为此，芳泽谦吉在发给币原喜重郎的极密电报中不无忧虑地报告：“如果理事会依据（盟约）第11条采取的措施有效……我方不仅无法阻止其通过，而且如若不服从其裁决，将依据第16条规定予以制裁……或许有的国家与我断交……将使我之立场愈发困难，军事占领长期持续的结果，不仅难以达到增加权益之目的，相反有招来削减之虞，诚希望尽早收拾时局。”(14) 包括日驻华各领事馆与外务省之间，以及日本代表在国联会议的“表态”等大量函电都发出了类似信号。日本政府似乎不希望事态扩大。如果拘泥于这些函电或档案资料，自然会得出日本政府及外交机关与关东军和军部行同陌路的结论。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为什么“无力”约束军部和驻外军队？日本外交机关为什么很快转变方针，转而迎合军部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以致最后抛出对中国、对国际社会强硬的“焦土外交”方针？其要因之一是“满蒙因素决定论”，即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