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8日，3000多苏北难民涌进拥有200多间丙舍的平江公所，将900多具带尸棺材移置空地，毫不客气地住下来了。① 此时国共内战重开，大量苏北难民涌入上海，无处栖身的苏北难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冲击“鬼魂宾馆”——寄柩所。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底，先后进入上海各大小寄柩所、山庄等居住的难民总数达2万余人，是为“寄柩所风波”。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从1927年成立开始，即肩负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市政府、“为最终收回租界铺平道路”的重任；也就是说，上海市政府一开始就以建立一个现代政府为己任。② 正如蒋介石在特别市政府成立大会上所说：“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③ 承载了如此多厚望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实际举步维艰，在处理此次“寄柩所风波”中再次陷入是保护私人产业还是救济难民的两难选择之中，再次凸显其角色的无奈与局限。 一 同乡会与市政府的交涉 “寄柩所”又称“殡馆”、“丙舍”、“殡舍”等，是各地同乡会馆设立的专门存放客死异乡的同乡尸棺的地方。近现代上海的同乡组织特别发达，各种各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等，无论规模还是能量，都显得非常突出。④ 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同乡寄存、运送灵柩回乡安葬，使其实现落叶归根的梦想，因而大多都设有寄柩所。⑤ 这些寄柩所规模不一，根据各地同乡会实力及其家乡离上海远近而定；当然也有一些丙舍是以营利为目的，更要参照商业活动原则确定规模大小，小者仅有几间丙舍，大者多达数百间，能存放上千具棺材。⑥ 寄柩所拥有大量丙舍房间，对政府而言，它们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产，不属于公共财产；对同乡来说，它们是属于全体同乡的公产，是公团私产，不容非同乡染指。在近代上海的多次战乱中，同乡团体在救助同乡、救济难民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会馆公所也利用空余房屋主动开设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等，⑦ 但很少有难民大量冲击寄柩所、直接与死者争地盘的事情发生。 寄柩所等被难民占居之后，各寄柩所、公所、会馆以及同乡会随即要求市政府履行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驱逐非法占据者、保护私人产业不受侵犯。如潮惠山庄在1947年11月21日被难民占居之后，潮州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郑子良于当日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察随即赶到现场，将六位难民代表带到派出所讯问。难民要求暂借山庄容身，不肯迁出；派出所则因警力有限，无法驱逐，只得向上级嵩山警察分局请示。在此过程中附近难民闻讯而来，加入占居者行列，很快就有210多户1300多人进驻山庄。嵩山分局对于该如何处置占住山庄的难民也一筹莫展，只得将案情汇报给上海市警察局和市政府。⑧ 上海市政府此前已经接连收到难民占居寄柩所、殡舍的报告，因而命令上海市警察局“妥慎防范”，警察局在1947年12月9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置办法。最后要求“社会局会同民政、卫生、警察等局及社会法团与贤达组成统一机构，严格管理，务使井然有序，不使成为社会严重问题。”⑨ 但实际上未能形成任何具体决议，警察局又将难题推给了市长吴国桢。⑩ 与此同时，各会馆、公所、寄柩所等迅速动员各种可供利用的关系，向市政当局施加压力。潮惠山庄被占居后，潮州旅沪同乡会致信广东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潮州和济医院院长张伉龙求援；张伉龙给同属广东同乡的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写信，要求陈与市长吴国桢以及警察局长和社会局长等交涉。12月15日陈国廉写信给吴国桢，“勉为恳请勒令迁移”(11)。同日，吴国桢命令“社会局及冬令救济委员会迅予统筹救济”，同时命令警察局“至该民等非法侵占寄柩所，仍仰会同社会局妥为制止”。(12) 12月16日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拟出方案，要求各寄柩所、殡舍、会馆、山庄等“速将少壮老弱分造名册，投请庀寒所收容编队参加工赈”。吴国桢马上签发了此方案，并命令警察局、社会局通知寄柩所等照此办理。(13) 吴市长本以为认真执行该方案即可万事大吉，因此在回复各寄柩所、公所、会馆的报告以及各关系人等的信件时都信心十足地宣称，“业经本府颁布布告，并通知各该社团等饬各遵照”(14) 云云。社会局、警察局接到命令以后就将任务交给各该管警察分局或区社会行政部门等，然后再分配给各派出所、区公所。然而每一个寄柩所、殡舍内难民动辄成百上千，且难民大都不愿搬迁，因此警、社两局根本无力执行吴市长的命令。(15) 寄柩所、殡舍等则继续向市政府施压。12月21日张伉龙再次致信吴国桢，请求面谈；2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广东人刘维炽致函吴国桢，请求饬属“迅令该郑维明等众概行迁出、妥护山庄以维原状”(16)。12月27日，大同、沪东两寄柩所联名上书吴国桢，指出此前市府承诺庀寒所成立后于12月20日迁出难民，但“限期瞬即届到，近阅报载各处之庀寒所次第已告完工”，而寄柩所内的难民却“未见有何动静”，要求市府“从速执行迁移，以免事态扩大”。(17) 时隔不久，平江公所、江宁六县会馆、吴江旅沪同乡会、杨属七县旅沪同乡会附设扬州公所、潮惠山庄、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大同寄柩所、沪东寄柩所、旅沪湖州会馆、京江公所、浙金嵇善堂等10多个同乡团体和寄柩机构多次联名给市政府写信，要求“勒迁”难民，并要“赴辕请愿”，(18) 京江公所甚至推派王渭滨、陈宗美二代表进京请愿。(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