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7－0107－10 由于近代新学的勃兴，青年学生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既被视为时代“骄子”又被看做时代“叛逆”，他们从校园走到校外、从学潮发展到学运，积极干预政治，曾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同时，亦由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及中国青年党组建，青年学生又与政党互为支援，学运亦就发生了由“学生运动”向“运动学生”方面的转变。这是中国历代学潮的标志性变化之一。在学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学生之间关系日趋恶化，而其重要原因即是政党力量的直接介入。本文即围绕“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政府、政党与学生或政党与学生之间乃至学生内部的关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①。 一、“运动学生”：政府与学生关系架构下的政党 中国一向有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远及东汉太学生之于宦官外戚操纵朝政及北宋学生之于外交，近如清末各学堂学生之于变法维新或参与革命。民国之后，随着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传播、国家内外交困格局的形成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学生参与内政外交和要求刷新政治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事件此伏彼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接触和摩擦越来越频繁。然而考察早期学生运动，政党作用在政府与学生冲突中已现端倪。在五四运动中，国民党人就号召推翻北京政府。如5月9日叶楚伧著文历数当权者段祺瑞等人罪行，号召国民奋起速讨卖国贼；27日又著文痛斥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北京政府，称：“满清专制、袁世凯独裁，‘以较今日，尚非其伦’，这种丧心病狂的倒行逆施，实在令人绝望，国民应奋起用革命手段对付之。”② 此外，国民党人傅熊湘、朱宗良、邵力子等发表评论表达了与叶相同的看法。11月，广州发生学生运动，军警逮捕学生，就其原因有报道云：警厅之所以逮捕学生，“因有人分派罢市罢学的传单（闻此项传单为国民党人刊布……），即将分派者谭剑一人捕拿，旋并出布告严禁此项举动”③。1920年12月，广西发生学生组织被迫解散事件亦与党派活动有关。据报道：“梧州中学素称办理完善，名冠全省，该校教职员多属留美留英回国之士，学生得此种良师，知识日进，对于社会事业亦多竭力进行。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亦建设事务所……学生每遇事不平者，辄代人力争，故为当道所忌，指为民党之机关，暗嘱警察十数人守候于该校门首，阴行监视。外间见此情形，谣言四播，并谓该校学生与某某民党有约定期举事，军人方面信以为真，再派军队十数人亲至该校守望，学生以事情危急，遂约同全体学生一律回家以避嫌疑。”④ 不过，必须看到早期学生运动中党派作用主要集中于南方，北方地区则相当有限。1920年南北学生界就在是否参与政治及对待党派态度上发生公开分歧，以北京学生为代表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与政党和政治有染——当时所谈政党主要指中国国民党（时处衰落时期）。所以，一般认为“五四”之前包括五四时期的学生政治运动是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而与党派无关。 新兴政党与学生结合发生于1921年之后。1920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归于失败，学生运动走向低谷，学生陷于苦闷和彷徨状态。而经过沉沦的政党政治则在20年代初因缘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成立及中国国民党改组等一系列事件开始复苏，特别是五四运动使各派政党看到了学生集体的力量。学运的失败、对北京政府的失望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商人等盟友的背离，使得学生们开始寻求新的力量支持，新兴政党和学生结合乃成为可能。自1921年到1924年，学生运动从独立于政治之外而逐渐被纳入政党活动范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借鉴苏俄经验，一开始就很重视群众运动。经过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洗礼，部分学生已倾向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于是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学生中逐步展开。1921年，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积极做好党团发展工作，扩大党团队伍。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组，肩负起了领导青年工作的使命。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指出：“每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尤其是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参加其中，占得指导地位。”⑤ 青年团员遂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如1922年10月废督裁兵运动、双十节庆祝活动都留下共产党人发动学生的痕迹。1922年底，在共产党人发动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得到唐山交通大学学生支持，校长俞文鼎认为学生已受过激思想影响而要求交通部将该校予以解散。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则高度评价唐山学生援助工人罢工的行动，号召全国学生向其学习。1923年初，在北京教育界驱彭（允彝）挽蔡（元培）运动中，共产党人更引导了事件发展的方向。中共在学生请愿流血惨剧发生后大力引导学生将斗争矛头直指军阀政府，学生运动目标由此发生改变，即“根据前会议昨会议之结果，自仍坚持支彭之决，更拟作种种澄清政治之运动”⑥。此时，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则直接介入学生组织领导工作，如黄日葵成为新组的学生干事会总服股负责人，邓中夏和范体仁成为文书股负责人，李骏成为交际股负责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北京学联日刊》在发刊词中指出：“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无恶不作，无罪不备，我们国民都是亲身受过他们的蹂躏和屠杀的，不劳举例，已可深悉。”《北大学生新闻》则明确指出：“势已至此，我们断乎不可哀求此等豺狼当道，要他们分点光给我们；也不可只顾到眼前的小利，‘只要读书’、‘不问政治’就完了。我们当根本的荡清这班当局的豺狼——混蛋的军阀，卑鄙的政客。应当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班豺狼当道宣战，根本的改造国家。”⑦ 在接续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旧历元宵节提灯大会等事件中，共产党同样发生了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