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4－0379－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目前大多集中于“主义”这样一个经典的思想理论层面的研究，侧重于中国化成功经验的总结，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学术界对“主义”所反映的道路、制度等实践层面的中国化问题，则关注不够，这就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视域。探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问题，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追寻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十月革命道路不能照搬，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不能简单复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内容。问题是，中共自觉而主动地推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一教训值得总结。本文探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在中国最初实践的思考和初步改革的历史经验，以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源。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问题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思潮1930年代在中国热闹过，① 但作为一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移植则是一个崭新课题。50年代前期，我国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按照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公有化，“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把它们逐步纳入计划轨道的过程。”[1]二是计划化，使国民经济各方面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进行生产和建设。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这种经济体制在我们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人民群众的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是起了作用的。”②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初步基础的确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又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优越性。”[2]另一方面，这种工业体系的建立又是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前后，各地区、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覆盖和统摄全国。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完全的计划化。如云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解放前，除中心地区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之外，其他边沿二十七个县约二百四十万人口，还分别处在封建领主经济、奴隶社会以至原始部落残余的形态。”[1]624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以前基本上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1956年初才开始民主改革，紧接着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203 二是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一些影响和制约。当时，计委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3]“五办汇报说，现在财政部每年下达预算指标，中央各主管部也下达自己的指标和要求。收支科目列得很细。……地方同志说，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这对调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3]“省市委的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③ 三是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束缚。国务院五办向毛泽东汇报时，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业自主权问题。“现在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企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企业收入多少，能否完成，同自己本身的支出没有关系。”[3]494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影响到了生产成本上升、产品质量和工艺下降、产品种类减少等。北京“工业方面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问题，有些产品的质量还十分低劣，成本也很高。”[1]302轻工业部反映，“我国著名的瓷器还未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标准；有些日用金属制品粗糙，零件不能互换；有些保温瓶的保温能力不强，甚至还有爆炸现象；有些自来水笔笔杆变形……”[1]778 四是合作社过于强调集中统一，增产指标不切实际、忽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工作急躁简单等，使农民缺乏自由，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湖南许多合作社连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如打草鞋、捉鱼等，都统一归社经营。某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1]735在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也有急躁和简单化的缺点。福建省有些地区批评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地方甚至把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砖瓦窑平掉种粮食，把著名的“建莲”莲田改作稻田。由于忽视山区多种经济，以致该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④ 农民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1]751当时，在江苏句容县岗子村合作社还发生了一个贫农社员周德金自杀的事件。[1]668 五是国家和生产单位未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问题，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据劳动部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1.8％，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提高14.7％，生活费指数提高7.3％，实际工资水平提高6.9％，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轻工、纺织这两个为国家提供积累较多的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⑤ 河南省反映，“从八个社夏季分配的结果看……各社公粮比例很不平衡，最低的占夏季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最高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其他税收政策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分配工作中，有些社有平均主义思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有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