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史书永远都不会影响它所记载的历史,而只能以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影响当代人。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简称《党史》二卷)首先是“当代”的,但同时它又是学术的。《党史》二卷的“当代性”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严谨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有坚实学术性基础的。本文关注《党史》二卷的学术性,认为《党史》二卷是对新中国29年历史的一次重要学术建构,并以该书的注释及注释引文为线索,对此作初步的分析和总结。 一、《党史》二卷注释的基本面貌 历史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建立在注释之上的学问。注释体现了著作编写者的学术态度、学术水平、资料占有情况,是一部著作学术建构的基础,也是了解其内容的重要渠道。《党史》二卷有着丰富的注释内容,全书共计使用了836个注释,大体包括三种类型,即引文性注释、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 引文性注释,是《党史》二卷对引用的档案文献、经典著作的内容,加注说明出处。这类注释体现了全书基本的学术规范。释义性注释,也称解释性注释,主要对行文中的相关概念、人物经历、事件过程等需要重点介绍的事项进行进一步解释和补充说明。这类注释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意,也是增强知识点和丰富全书内容的重要手段。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是对引文注明出处后,对该引文涉及概念的演变过程、重要思想的发展历程、最终结果等所作的说明。它体现了释义内容的完整性和正文内容的延展性。 首先,《党史》二卷的引文性注释具有较高的学术品质。 由于《党史》二卷每一编的内容需要不一样,规模大小也不一样,因此,每一编的引文性注释量各有差异。以下表格一反映了《党史》二卷引文性注释的基本情况:
从对表格一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党史》二卷高度重视使用高品质、有权威的文献资料。表格一中第一部分“年谱、文集、日记、回忆录、报纸、杂志、工作日志、专题文集”,第二部分“档案文献资料”,第三部分“经典著作”均属作为评判历史和反映历史面貌的基础性材料,这三部分的文献使用量合计约565份,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94%。 第二,《党史》二卷注重使用档案文献资料。从表格一可以看到,二卷使用的档案文献资料约152份,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25%。其中第一编使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占本编全部引文注释量的20%、第二编是32%、第三编是31%,第四编是8%。考虑到该书主要是供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学习使用的普及性读物,档案文献资料使用量达到这样高的比例,说明《党史》二卷的学术基础是扎实的。 其次,《党史》二卷的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具有明显的“知识点补白”和“正文内容延伸”的特点。 除引文性注释外,《党史》二卷的注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占有很大的比例。普遍认为,这两类注释是一种再创作。这种注释的特点不是“就事注释”,而是属于“扩容性”加注或延展性加注。它需要作者对所注问题各方面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因此,这种注释对作者的学术积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关于《党史》二卷引文性注释、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使用情况见表格二:
从对表格二分析可以看出,《党史》二卷释义性注释量占全部注释量的29%,其中第三编的释义注释量甚至占到50%,这体现了作者对本编内容的多层次处理和把握的特点,同时,也隐含说明了本编内容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其三,《党史》二卷注释体现了对新近公布文献资料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运用。 新近公布的文献资料是否得到很好运用,本专业的主要文献资料是否有充分体现,是衡量著作质量水准的又一个重要指针。表格三是《党史》二卷“引文性注释、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涉及的主要文献资料集的公布和出版时间。
通过对表格三的分析可以看出,《党史》二卷所引用的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前公布的文献资料占全书引文注释量的42%;2000年以后公布的文献资料占全文引文注释量13%。此外,根据表格一统计,全书还包括档案文献资料152份,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25%。上述三项合计,全书所引用的20世纪90年代后公布的文献资料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80%。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看,《党史》二卷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后党史研究的水平。 再从《党史》二卷注释的资料来源分析,得出表格四内容:
从表格四并结合表格一的内容可以了解,《党史》二卷注释中列前三位的文献资料来源分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或参与编纂的档案文献资料”共计310份,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52%;“档案文献资料”共计152份(见表格一),占25%;“中央和国家各部委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资料”共计28份,占5%。从这个统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党史》二卷的文献资料是扎实可靠的,全书引用的权威部门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