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革命叙事里，地主阶级不仅掌握着乡村的经济资源，同时也垄断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而广大农民则身处此双重压迫之下。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认为，旧中国的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接近县一级的区机关，几乎都被土豪劣绅占据。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以“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的斗争策略，“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① 此后数十年的共产党乡村革命实践，基本遵循这一逻辑。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诸多新解放区进行的“反霸”运动，同样如此。 在以往的革命史认知中，土地改革显然是共产党乡村革命的第一步。不过我们的考察发现，在以土地为核心的革命发生前，共产党就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革命。这样一个革命过程主要针对的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也就是在40年代的乡村革命中被不断提及的恶霸地主。在革命者们看来，只有消除恶霸地主的政治统治，才能迎来一个革命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他们认为“消灭封建不仅要从经济上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动产分配给农民，而且要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惩办豪绅恶霸，要从思想上消灭群众与干部中的地主思想，要使干部与群众认识地主就是罪恶，封建剥削就是罪恶，反抗土地改革就是罪恶，对地主阶级要‘狠打穷追’，没有啦不留尾巴，一直到彻底消灭为止。”② 此处的革命表述里，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已经不再体现于具体的社会行动，地主本身已经成了罪恶的象征，那些被定性为恶霸的豪绅地主就更是如此了。由于在革命的叙事中，豪绅恶霸是乡村地主统治的主要代表，于是，针对豪绅恶霸地主的斗争，就成了新解放区土改的首要工作，这就是所谓“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1948年，邓子恢在渤海区党委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选择土改斗争对象的三大原则时，第一个就是“擒贼先擒王”。对此，他解释道：“就是说要先斗倒敌人的首要分子，要先斗倒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豪绅恶霸。每一个村庄地主中都有这样一些人物，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替地主阶级筹谋划策的诸葛亮，是旧农村统治的核心。把这些人斗倒了，地主阶级就丧失了领导，丧失了核心，就容易征服了。斗争活力应该首先对付这些人，甚至在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对地主阶级的一般人物与次要分子就不一定要个个都去斗他。”③ 邓的这一擒王策略很快便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任弼时1948年发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虽主旨在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但对反霸同样予以强调。“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④ 很显然，任弼时此一认识的背后，遵循的是与邓子恢相同的逻辑。 在高层的革命表述中，反霸还不是全面的土改运动。不过，各地实践中却有不少将这一革命过程直接当作土改的现象，至少是预演的“小土改”。⑤ 当然，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土改，但从邓子恢之前的表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反霸的确是在为以后的土改开辟道路，尤其是通过摧毁乡村原有统治势力，为土改创造政治条件。1949年5月，皖北区党委就明确表示，剿匪反霸就是要在提高群众思想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为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运动做准备。 这些任务之完成，必须依靠群众，没有群众参加，任何事情都是办不好的。要有广大群众参加就是我们善于发动和启发群众，这里除教育群众克服各种顾虑及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外（如对生产剿匪的顾虑与实际困难），关于摆在群众面前的障碍必须予以排除，否则就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因此对上述各项任务有障碍有抵抗的封建恶霸势力及地主当权派必须予以斗争，使基本群众敢于抬头，但又必须注意不是为反霸而反霸，不是过早的展开广泛反霸运动，而是为了上述任务之顺利进行，并在这些任务之进行中组织与团结更广大的和基本的群众，来打下今后工作基础。要知道如果在进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不反对障碍任务的恶霸势力，则工作不易展开，将来普遍减租以至土改的条件不易造成，但如果过早的造成广泛的反霸运动，在干部缺乏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混乱，反而影响上述任务。因此必须使多数群众要求，在领导上又有把握的条件下，进行必要的反恶霸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⑥ 同年9月份，在检讨干部在反霸中普遍存在的急性土改思想时，皖北区党委再次表达了反霸就是要为土改创造条件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急性土改思想，就是“不了解剿匪反霸是一般新解放区更是皖北当前不可跳跃或避免的斗争过程，是为了完成土改，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所必经的步骤，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所不可少的战略任务。”⑦ 所以说，无论是在上层的革命叙事中，还是在底层的革命实践中，反霸都被当成了土地改革的政治预演。事实上，后来的诸多研究者也都提出，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匪反霸确实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⑧ 只是相比于政策规定上的单调，各地的反霸斗争实践要丰富多了。上层革命者对反霸的定位是为土改扫清政治障碍，但如何扫之，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同时由于霸之确定不同于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有土地这一相对客观化的标准，所以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恶霸，表面上就成了一件颇费脑筋之事。不过实践者没有让革命失望，缺少客观标准的反霸运动同样开展得红红火火。基层革命者们究竟通过怎样的创造，使得共产党来到新区的第一个大规模革命运动就能够顺利开展，也就成了本文的关注重点。不过与以往革命研究侧重于政策史叙述的不同，本文设想首先从两个普通人在反霸运动中的身份变化入手，以使读者对地方实践中的反霸斗争有一个较为感性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