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得以有机会查阅蒋介石大溪档案等有关资料，看到不少未经删改的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有关的档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一国之中3种政权(国、共、伪)4种军队(国、共、日、伪)并存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复杂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诸国所罕见。尽管国共两党结束了10年血拼，第二次合作携手共同抗日，但由于貌合神离、各有所图，一个想借手合作溶解对方，一个想通过抗战壮大自己，由此决定了在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大小摩擦不断发生。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为什么在1941年1月6日这一天在皖南茂林地区下令发动事变，则与皖南新四军的决策失误有直接的关系。本文试从两岸史料综合研究分析着手，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作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文内所有资料引文，凡两岸共有者，均用大陆出版物作注释，以方便读者查阅。 一、国民党确有制裁新四军的周密预案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①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摩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②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③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④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摩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摩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⑥绝非巧合，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⑦ 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⑧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