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1921—1949)

作 者:
陈夕 

作者简介:
陈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编审 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探索,通过调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民族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地明确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方向,形成了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问题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些路线和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有效地把少数民族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总目标。这对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的作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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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11; 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8-0029-11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斗争的实践中,在总结民族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工作的发展。

      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加以处理

      民族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统治,造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民族的侵略和压迫;二是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始终是把汉族人民和汉族地区作为主要的目标。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一步步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各民族都遭遇着被列强灭亡和奴役的共同威胁。而从这种外来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共同事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根源。

      在近代中国,无论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少数民族深受其害。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本“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① 他们剥夺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其结果,就使得少数民族处于毫无权利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又一个根源,即国内根源。

      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靠山,国内封建主义势力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支柱。因此,“不反对帝国主义,不仅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也不可能从国内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样,不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推翻国内民族压迫制度,也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民族的压迫。这就使反对国内民族压迫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问题,互相联系和汇合起来,而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总问题的一部分。”② 这样,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两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中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国家的完全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建立统一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由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问题就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双重任务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形成这样的明确认识: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把它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必须牢牢掌握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在民族工作中,党必须把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同各个民族的特殊条件、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收到成效。

      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为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是要灭亡整个中国。这就不仅使汉族、也使各少数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7年8月22日党的洛川会议,就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列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在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

      为了争取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强调,必须科学地分析少数民族面临的各种矛盾,提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各少数民族面临三种矛盾:一是少数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矛盾;三是少数民族内部下层民众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由于一个民族敌人侵入国土这个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降低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地位和比重,因此,“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当是团结抗日。”决不能用其他的矛盾来掩盖或冲淡中日之间的这对主要矛盾。这是党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实现的主要任务。

      当然,少数民族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党必须正确地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而不是召号去推翻国民党政权。

      少数民族内部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也必须正视。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当过分地强调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求:不仅要团结和教育少数民族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要积极热忱地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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