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4-0103-(12) 一、问题的提出 读史发现，李烈钧于“九·一八”前后政治热情迥异，完全判若两人。之前3年，即1928年10月至1931年9月，李烈钧主要寓居沪上，偶尔会回江西武宁探亲访友，寄情于家乡山水。期间除了为侨务会议章程预算问题、台湾同胞列席旁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问题联名上书，及1931年5月与唐绍仪等联名通电反蒋外，基本上采取超脱淡泊的处世态度，对政治尽量避而少问。而“九·一八”之后其重新“出世”的呈现则十分明显，对国事政务与民族前途的关切与之前的3年大不相同。从1931年9月至1933年12月，①李烈钧曾先后单独或联名致电致函、复电复函国民党中央17次，单独或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案8份，单独致电致函、复电复函蒋介石19次，单独或联名致电致函、复电复函国民党其他要人和有关团体机构38次，外出报告、演说8次，与报社记者谈话28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政见12次，倡议抗战募捐和悼念先烈4次，作诗22首，题字4幅，作序1篇，共计留存个人或集体文献161篇，即平均5天不满便有一次讲话或一篇有关文章发表。此外这期间他还数次晋京(南京)，两度北上，一赴庐山，为缓解与调和国民党内部矛盾从而一致对外而风尘仆仆，不辞艰辛。② 关于李烈钧研究，迄今还较欠缺，大陆或台湾虽有些许论著，但重复颇多，鲜有深入，且存在“前强后弱”、聚焦失衡的现象。李烈钧前半生叱咤风云，尤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其功勋卓伟，自也引起后世关注；而其北伐之后的历史则往往语焉不详，草草带过。③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已有数篇论文先后发表。这些论文从选题到内容上均填补了以往不足，但总体而言还有待开拓和深入。④ 历史人物的丰满、真实和评价，有时需要细处和片断的挖掘、窜拾与梳理，而其中的某些细枝末节往往值得咀嚼和寻味。“九·一八”前后李烈钧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九·一八”后其政治主张如何？其南北奔波的目的何在？对该时期的李烈钧又该予以怎样的历史评价？本文以李烈钧本人的函电诗文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拟对这些以往学界尚未涉猎或虽有涉猎但仍待深入的问题进行探讨，希冀通过前后比较和具体论述，呈现李烈钧在抗战国难之际的宽广胸襟、崇高境界与爱国形象。 二、息影沪滨：“懒从沧海看龙争” 1928年10月，李烈钧离开南京到上海法租界做寓公，住马斯路南路125号私寓(今思南路91号)。临行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致函辞职： 二十年驰驱，鲜补时艰，自愧标庸，恒为悚惕。谨辞去本兼各职，俾资修养，兼疗病躯。⑤ 此时李烈钧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等，身体不佳是其提出辞职的理由。 此时李烈钧身体确实不佳，可从他此前、此时公开或私下所言及后来身体检查之诊断得以证实。其原本“身体孱弱”，⑥其本人也常道“钧故体弱”，后来也曾多次声明此时寓沪是“因病”休养。1944年《李烈钧将军自传》出版，其中明确写道：“自十七年全国统一后，余因养疴沪滨，对中枢政治，未负实际责任。”⑦事实上，时46岁提交辞呈的李烈钧已患有心血管疾病，3年后的医生诊断说又趋严重，说明病非一朝一夕。⑧ 身体不佳看来属实，问题是辞职是否仅仅因为如此。假如身体不佳并非唯一，那么还有哪些不便道出的原因，而辞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李烈钧主要是因为受到排挤而愤然辞职，⑨该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自国民党开府广州以来，李烈钧一直是历届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9月起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更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是同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李烈钧不仅未能连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甚至17人的委员名单也未进入，原国府委员出局的仅他一人。作为中华民国功勋元老，忽然遭此排挤，李烈钧自然心境难平，十分沮丧。 李烈钧究竟遭谁忌恨，何人想要排挤他并且能够排挤他，这是破解李烈钧所以辞职的关键。于今看来，此人就是重揽大权的蒋介石，这一点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加以证明，但根据蒋介石下野前后的李蒋关系和蒋复职后李之处境骤然窘迫的既存事实，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众所周知，1927年8月蒋第一次下野不仅因为武汉方面的要求，也是桂系“逼宫”的结果。蒋下野后许多国民党要人跟着出走，国民政府委员中只有李烈钧等极少数人留任南京，与桂系共扶北伐大局。蒋介石想把李烈钧也拉过去，便从上海致电李烈钧，表示自己“拟赴日本游历，如有见教，可电由上海祁齐路黄膺白家转交”，⑩其实是暗示李烈钧离开桂系赴沪站在自己一边。当时孙传芳军节节南下，“势复猖獗”，南京“人心浮动”，“骤告紧张”，为“谋安定人心，维持秩序”，即也“为国本计”，(11)李烈钧决定不往上海，而与桂系共扶危局。李不跟自己却帮助自己的政敌，此蒋介石记恨之一。宁汉合流导致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实际的赢家是桂系，桂系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等少数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其中桂系与李烈钧配合尤为默契。不久蒋、汪又相约制桂，同时复职，提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当时各派均不反对召开预备会，均不反对蒋介石复职，唯独李烈钧态度相反；12月初会议在上海举行时又是李烈钧“独不赴会”，(12)此蒋介石记恨之二。蒋介石复职后继续主持“北伐”，为了取得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的配合，蒋亲自上门邀请李烈钧充任北伐军参谋长，李拒绝了。李不给面子，表明不肯输诚，此蒋介石记恨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