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在前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接连四次公开采用政府暴力的手法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①，引发社会各界强烈质疑或抗议，严重损坏了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形象。 从蒋介石和其部属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对地方党政军这种暴力打压的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批评，表示过强烈不满。两次昆明惨案，蒋都曾大发雷霆，亲自督责、严处部属，态度不可谓不严厉、不认真。但奇怪的是，蒋的督责、斥骂和惩戒，却并未能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像昆明“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不仅发生在同一城市，而且蒋前面撤了闯祸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继任的霍揆彰却马上重蹈覆辙，故伎重施，手法还更加直接和凶残。关、霍两人先后被惩戒，闯祸的低级军官也先后被毙，然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他们“前赴后继”，虽死而无所惧。 国民党战后使用政府暴力对付异议人士和学生抗议的这段历史，很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专制政党的执政特性和思维、行事特点，颇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独裁专断的蒋介石与这些政府暴力直接联系起来，直接或间接地指认这些暴力事件背后多半都有蒋介石的黑手在起作用。②但是，随着蒋介石高级情报官唐纵日记的出版，以及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公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此一说法。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③ 但是，一个行伍出身、思维行事简单直率的将军，真的会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者吗？何况，霍揆彰如此，关麟征也如此，较场口事件的策动者方治、下关事件的组织者叶秀峰、马元放等等，均如此，这又如何解释呢？一方面，蒋介石似乎并不赞同用武力镇压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其手下却每每只会诉诸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这里面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很显然，蒋介石即使没有指使其手下制造历次事件，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起作用。蒋既然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和拥有独裁地位的统治者，我们就很难认为蒋对这些事件没有发生作用。问题在于，蒋起了什么作用？ 换言之，面对这一颇为吊诡的现象，简单地说蒋介石是黑手，或不是黑手，怕都是不那么准确和适当的。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考察和体会，在国民党特殊的政治文化下，蒋介石和那些麻烦的制造者，即从黄埔系将领，到特务、警察部门大员，到各地党部、政府负责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是蒋真的约束不了自己的手下，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蒋介石对四次暴力事件的反应 (一)关于昆明“一二·一”惨案 查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前后的蒋介石日记可知，由于这段时间国共对华北和东北的争夺正处于白热化，本来依照中苏协定可以轻易到手的东北接收，也因苏军秘密接应中共军队入关，想方设法阻止政府军接收，以至发生严重问题。故蒋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每天想的、谈的，几乎都是如何调兵遣将，和利用军事、外交手段，夺取东北、华北的问题。 11月25日晚，昆明党政军即针对学生集会采取了威慑和破坏行动。次日，学生罢课还未形成气候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就向蒋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并要求指示进一步应对方法④，却未获批复。 蒋对昆明事件不重视，有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学潮发生一周前，蒋刚刚对苏采取了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撤回了准备负责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以抗议苏军秘密援助中共夺占东北。一周来，蒋为应对这一事件和采取各种后续行动，正处在高度紧张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学生罢课开始后，蒋又赶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蒋对苏采取对抗行动，最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不想，蒋最为倚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在这个关键时候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赫尔利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而马歇尔，一年前在蒋介石因为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与史迪威将军尖锐冲突的时候，曾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拒不同意撤换史迪威。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最后做了妥协，中美军事关系势必会因此而走向严重危机。故马歇尔的任命，明显地让蒋深感头疼。由此可知，这个时候发生的昆明高校学生罢课问题，自然很难被提上蒋介石的议事日程。 等到蒋开始打算考虑“对联大学潮之方针”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1日，即惨案爆发当天的晚上。他因为并不知道白天发生了惨案，故在下周“预定工作课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了第三位，而且还是和“政治协商会议方针与宣传”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时间来注意这一问题。他在日记中也特别说明了从11月24日开始的这一周疲于应付的状态，称这一周“为上月工作安危存亡关键最大之一周，故忙碌最甚”。⑤ 12月2日，蒋介石得到昆明发生惨案的消息。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中可知，事情一发生，国民党相关党政情报机关即认定有中共幕后唆使，并称已捕到“凶手”，是“共党所使之落伍军官”“向学生投手榴弹二枚，死四人伤六人”。⑥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二室六组组长唐纵等人提交给蒋的报告，也认定这一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和后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这时虽然意外获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却丝毫没有暴怒发火。在12月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且平静地记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学潮，昨日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