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吸引我们的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各种问题与半个多世纪前关于相同国家的那些问题是非常类似的。当我们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退出这一现象时，我们要解释很多旧得多的问题：革命对阶级结构和机会平等真正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无论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急剧更新，先前的精英是否都设法获得了成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是否并没有使新的精英获得多少机会来提升和巩固其地位？革命和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真实的长远影响？无论其分支学科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还是政治社会学，这些都是本学科的基本问题。 今天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于关注代际间的变化进程，例如市场扩张、私有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变革对建立在职业、政治关系(过去的或现在的)、教育水平和其他相关因素基础上的个人收入或职业流动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争议，虽然大部分争论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影响。①而研究随着时间发生的职业类型和工作班次的变化以及政治从属关系和教育对个人职业的影响的文献，探究了那些争议少得多的相关问题。 只是到最近，各种著作才开始研究这些变化的代际影响。导致这种延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去评估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下一代的影响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而要对仅仅在一代人之前才垮台的政权做出确定性的陈述还为时过早。当然，能够获得跨代调查数据使得我们有可能开始探究这一问题以及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被长期忽视的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地位传承的程度，这为当前时代发生的变化能够得到评估提供了仅有的起点。代际流动性长期被视为衡量社会和政治变化(例如现代化和革命)的长远影响的关键指标。社会出身对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净影响(net impact)是衡量一个社会中机会平等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地位间的界线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明确以及可识别的精英在何种程度上和通过哪种机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尺度。 虽然所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权都有着相同的建立在“再分配”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们的执政党拥有相同的体制，但是它们在内部政治中还是展现出惊人的不同之处。在许多国家内部，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政策上的急剧变化。在不同的政权之间，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甚至在最近这些年，后共产主义政权与正在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差异。这种政治变化，或者“政权变动”(regime dynamics)对个人的生存发展机会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国，它所遵循的政治发展轨迹长期以来都不同于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曾公开批评其他社会主义政权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过于保守。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国的政权遵循了截然不同的政策，旨在剥夺革命前的精英和革命后的精英将较高的地位传承给后代的能力，但是这些政策后来被彻底放弃了。1978年之后，随着其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继续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没有进行政治自由化，但中国共产党存活了下来并且得到发展壮大，这与那些垮台并建立了后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政权的特点都使得我们可以预期其地位传承的模式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对地位传承所设置的制度障碍是超乎寻常的强大，而毛泽东之后的政治自由化和党的继续执政使得我们至少期待看到党的精英之间所延续下来的地位传承，这种传承更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政权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惩戒那些来自革命前的精英家庭的成员，例如不让其入党和占据拥有职权与特权的位置。它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区分和优待那些出身于政治上可靠的家庭的人，尤其是那些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入党和参军的人。类似的政策在前苏联历史的早期和苏联阵营的新政权中曾经实施过，但是这些政策要么被随意地实施，要么被早早地放弃。另外，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针对新政治精英的严厉政策，力图阻止这些新的精英把他们的地位传给他们的后代。在苏联的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关于中国代际地位传承的新近变化的研究总是受到如下事实的困扰，即我们依旧没有衡量出早期的政策对精英家庭所产生的实际的净影响，因此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去衡量其变化。 一项全国性的跨代生活历程(life-course)的样本调查使得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次成为可能。本文探究了1949年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地位传承的情况，既关注革命前的精英，也关注革命后的精英。本文尤其感兴趣的是以下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时代较严厉的政策和随后的市场改革中较放松的政策。这些歧视性政策对旧精英后代有什么影响，这些后代能够克服这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吗？革命后的新精英的后代在何种程度上享受了超过其教育水平所能保证的职业上的优势，尽管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也遇到了挑战？这些优势在毛泽东之后的市场转型时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传统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关注了我们提出的广泛问题。第一种传统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当作有关代际流动性跨国比较研究中有趣的次级样本。这种传统源自经济现代化对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流动性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探究。其目标是测算出代际流动性的总比率的差异，以便把握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研究探究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以便衡量不平等是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代际复制的。更高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开放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职业目标(occupational destination)更少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更低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加封闭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机会更少被公平分配。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使用职业声望的级别这一努力获得跨国有效性的指标，或者使用针对流动性表格的汇总定序分析，这种分析可以估算出个人的职业地位高于或低于他们父母的整体程度。这一传统的关键点是区分出经济发展导致的结构流动性与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开放度的循环流动性，以便确定正式教育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职业升迁的关键因素。当应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时，这一传统试图论证如下观点，即共产主义政权建立起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更高程度的机会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