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1)04-0028-05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自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争夺对中国革命的主导权，同时也是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共产党开始广泛地使用红色、白色、黄色、灰色、蓝色及绿色等词来表达自己的方针政策。当然，与现在相比，除红色外，其他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内涵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实际上也是中国革命语境下的特殊产物。那么，它的产生在当时语境下究竟有怎样的含义？它的运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涉及较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力求得出相关结论。 一、缘起 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上特殊的一幕。它之所以能够兴起，与当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时的革命语境；二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革命”的语境。“革命”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也成为时代的主基调。在这一语境下，国共两党都高调宣传革命并以“革命者”自居，以此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如孙中山指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在兄弟看来，只有革命。”[1](P423)而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宣布：“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P5)之后，国共两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后来两党分裂，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的不耻行为进行辩解正名。而中共认为，蒋、汪已经背叛革命，要使中国革命得到继续，自己必须独自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3](P426-427)随着革命重心的转入农村，“红军”、“红旗”、“红五月”等词开始广泛出现并逐渐成为革命的象征。那么，“红”在这里又该作何理解？1932年4月，《中少共湘赣省委关于红色五月宣传大纲》指出：“五月间的革命纪念特别多，因为工人农民的鲜血在往年五月早已把全世界染红，开辟了无产阶级的血战大道。”[4](P398)换言之，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而血的颜色是红的，因此，“红色”也就成了革命和进步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的京剧脸谱中，“红色”多用于描绘忠勇正直的人物形象，与“革命者”的身份并不矛盾。在自我革命化的同时，像“白军”、“白区”、“白色工会”等词则送给了国民党并成为“反革命”的象征。在传统的京剧戏文里，“白脸”也多用于刻画奸佞者的人物形象。因此，用“白色”来表达国民党投降、背叛之意，也就非常贴切了。 “色差”所以被广泛运用，还在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5](P250-251)对于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明确表示赞同，并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2](P7)说到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毛泽东是党内的杰出代表。1925年12月，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分析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6](P9)至此，“敌人”与“朋友”的阵营已是一目了然。此后，共产党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实际上也是为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贴上不同的标签。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1932年，我们办蓝衫团戏剧学校……蓝衫团主要搞活报，由穿蓝衫而得名。胸前有白红黄黑四种颜色，白色表示反革命，红色表示革命，黄色表示改良派，黑色意示法西斯。一套衣服用四种颜色可以代表不同的人，而且适用简便。”[7](P220)结合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结果，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等颜色几乎可以和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对号入座了。 当然除革命语境和阶级斗争理论外，落后的农村环境、知识贫乏的革命群众以及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影响等，也都是色差在当时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因素。 二、内容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共产党坚持以“红色”阵营为核心，通过对“白色”、“黄色”、“灰色”和“绿色”等阵营分别动员以达到扩大革命力量的目的。 对于“白色”阵营，党内这一时期的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一是军事斗争。1932年6月27日，“苏区中央局”指示称：“要派得力的干部领导独立师、独立团特别是游击队，去到白区中和敌军后方积极行动，侵蚀并破毁敌人的根基和武力，组织农民暴动，号召并组织白军兵暴，普遍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新苏区。”[8](P241)二是士兵运动，即争取国民党士兵倒戈。1931年4月，中央决议指出：“必须特别加紧白军士兵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想法由当地工农同他们开联欢会，或是利用他们的家属来做宣传鼓动的工作。”[9](P40-41)至于鼓动的口号，则是多种多样。据徐大妹回忆：“白区工作还有一个是做敌军士兵工作，一般是通过俘虏提供线索，再派人去宣传：‘兵不打兵，穷人不打穷人’。宣传苏维埃政策，什么‘苏区每人三亩田，讨老婆不要钱’等等。”[10](P297)三是争取群众。如闽西特委就曾要求：“A.利用亲戚朋友来往机会进行宣传组织的工作。B.附近白色区域的乡村，要派定同志限定时间督促他做进去。C.保存白色区域的干部。暴动时或游击队到时，该干部可和群众一同跑到白色区域内秘密去工作，暴动过后或游击队去后，即设法和赤色区域取联络。D.尽量优待白色区域出来做生意的人及逃亡的人，并向他们宣传。……G.利用妇女做交通送信并打进工作。”[11](P210-211)四是疏通贸易，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除上述工作外，还有统一战线、隐蔽斗争等工作，这里就不做一一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