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世纪上半叶，对于旨在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暴力革命是贯穿其历史的主轴，农村则是其革命成功的战略重心。学术界关于中共乡村革命已有较多研究，早期学者多从土地动员方面追溯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尤其是分田运动引起较多关注。如萧作梁(Hsiao Tso-liang)、金一平(Ilpyong J.Kim)和徐金一(Hsu King-Yi)都认识到，中共在苏区的分田运动，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对革命动员造成较大影响。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更趋于精细，注意到土地动员的局限性。如古德曼(David S.G.Goodman)和吴应銧(Odoric Y.K.Wou)发现分田和减租减息等“社会平均(Social leveling)运动”并不一定能够动员农民参加革命，②黄金麟也认为中共土地动员预期目标的“应然”与执行过程的“实然”存在较大落差。③然这些观点多是从土地动员效果的宏观意义或地域差异进行解读，④那么，为何分田运动不能产生预期的动员效果呢？ 中共能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在城市中求学的青年学生曾是重要推手之一。⑤最早进入乡村社会进行革命活动的往往是本地学生，他们利用自身人际网络在农村建立组织，为中共力量渗入乡村社会打下基础；⑥1927年后，随着农村暴动的兴起，青年学生也有可能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这两大群体构成了中共乡村革命中所谓的“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⑦他们的共同合作推动了革命的发展，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竞争也同时存在。⑧既有研究显示这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有所表现。黄宗智(Philip C.Huang)和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对于江西苏区的研究都指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在分田运动上有不同意见。本地干部有浓厚的地方观念，他们会抵制可能侵害到自身利益的政策，这就使得分田无法深入。而外来干部为了排除这种阻挠，则对本地干部采取激烈的政治整肃手段。⑨然而，外来干部的激进手段就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成功吗？外来干部的分田政策及实践自身是否存在缺陷？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强制推行的分田运动是否就能够更有效地将农民动员起来呢？农民对此又有何反应？整肃并不能完全消灭本地干部，他们又如何继续应对外来干部的动员呢？是否这些土地革命中的“地方因应”，才真正影响到中共苏区革命的深入进行呢？黄宗智和韦思谛对此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以1927年后的中共苏区史来看，不同地区的革命情形亦有差异。陈耀煌就认为，“土地革命”在鄂豫皖苏区仅仅是流于口号，并无实际内容。⑩这与江西苏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在江西，区域差异仍存在。毛泽东曾将江西时期的割据区域分为四种类型，即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及方志敏式。(11)其中李文林式的东固根据地囊括了赣西吉安、吉水、兴国等十余县，是由李文林等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经营而成。相比于井冈山等区域，吉安和吉水一带相对富庶，这也使得李文林等地方干部可以实现经济自给。(12)当朱毛等外来干部从井冈山进入到该区域时，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便开始紧张。外来干部要求以分田来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地方干部对此却显得十分消极。后来分田虽然实现，但动员效果却远远偏离了外来干部的预期目标，富田事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13)事变并未带来更为强大的动员效果，相反却使得驻东固的红二十军撤出此一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亦使得中共在东固根据地的统治终结，外来干部在此地发动的分田运动也宣告失败。这段历史说明整肃并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有效动员，而中共在东固根据地的失败也正与上面所说的具体地方性因素有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所造成。(14) 本文以1927-1931年的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考察重心，来探讨中共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问题。此前学者的探讨较流于宏观，可能与资料缺乏存在一定关系，未能利用到丰富的地方档案资料及地方革命史文件。本文以这些资料为基础，重构东固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区域吉安与吉水两地的分田运动。文章将从地方干部形成和发展谈起，讨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在分田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地方农民的角色加以详细论述。也许只有对本地干部及农民的反应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才能加深对中共苏区革命的理解。 二、地方干部的形成与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吉水和吉安两县相邻，皆位于赣西，与永丰、兴国、安福、峡江、分宜等县相邻，赣江横贯两县县境中部，为农民的土地耕作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15)据1929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阮啸仙在省委会议上的报告，“江西的土地的关系(赣西自耕农多)半自耕农占多数”，另据同属吉安地区的万安县委在1928年的调查，赣西地区“土地非常零散，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占农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16)这与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赣西土地关系的认识相去不远，且也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吉安和吉水人地占有关系的一般状况。(17)仅仅从土地占用率和剥削率来说，很难想象革命会在这一地区发生。(18)研究显示，土客关系、宗族矛盾及反洋教运动等可能在革命爆发中起了相应的作用。(19)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以青年学生为首的知识分子在地方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一)地方干部的形成 1925年8月间，吉安和吉水等地的青年学生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以办学为掩护，宣传“穷苦人民闹革命”的激进思想。(20)一年后，北伐军进入江西境内，带动了中共组织在这两县的扩展。在此过程中，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中共党员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网络控制了各县事务，他们成为中共地方干部的主要来源。一般说来，地方干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地方武装干部，一是地方党部干部。(21)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这一暴动行为坚定了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在江西实行“分共”的决心。6日，朱培德部第八师师长朱世贵在吉安城开始“清党”，7日，吉水也陷入搜捕中共党员的喧嚣之中，曾在朱德部下任军事教官的中共党员李文林(吉水金滩区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回到赣西并随即领导青年学生转入农村，等待上级党部的进一步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没收“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财产，以红色恐怖和武装暴动来反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