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6-0113-07 多边性的人际关系与错综复杂的人脉因素当不失为影响近代中国许多历史人物的言行乃至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比较棘手的研究领域。它需要尽可能地挖掘资料，甄别真伪，清理主次。而此类资料不仅总是数量有限，而且甚为零散，很不连贯，有些重要的细节与关键原本就不曾载诸文字。凡此种种，都不容易使研究者窥其本相。护法运动期间的诸多人际关系便是如此。 众所周知，年近80而身兼数职的伍廷芳既是孙中山筹建广州军政府的重要支持者，也是粤军统帅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个人摩擦的重要调停者，但调停的效果并不明显，最后还是不曾避免双方翻脸。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孙中山则下令海军开炮还击。伍廷芳于20日发表辞职通电，23日病逝。 关于护法数年间伍廷芳与孙中山的交谊，我国的两岸学者之间的论著没有原则分歧，都充分肯定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拥护与支持，直到伍氏病逝。国外同行虽然对此关注不多，但个别学者的见解颇不相同，还不曾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① 倘若对照当年《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参照伍廷芳的通电原文与伍朝枢的《哀启》，则不难发现，从陈炯明兵变发生到伍廷芳病逝，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伍廷芳的政治态度已有明显的变化。他既不满于陈炯明的悍行，也对孙中山的回应举措持反对意见。他的辞职并不仅仅是对陈炯明反戈兵变的抗议，也是对孙中山以牙还牙之举的异议，以及对广州整体时局的失望所致，可以看作伍、孙同盟解体的一个标志。本文试图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尽可能地清理伍廷芳离世前的这个细节，去感受历史本相与历史叙述的复杂性。 一、中美学者的撰述差异 孙中山是我国两岸学者共同尊崇的革命领袖与中华民国之缔造者。两岸学者一致认为，伍廷芳晚年对孙中山的支持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值得称道。 北京学者丁贤俊的《论孙中山与伍廷芳》一文，堪称两岸学者中第一篇专题探讨孙伍关系的文章。该文认为：“孙中山和伍廷芳是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辛亥革命前，他们都希望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武昌起义后，他们共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并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在政治上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制定宪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经济上促进近代工商业大发展。尽管由于经历和认识上的差异，他们之间有过几度分合，但共同理想最终使他们团结起来，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2年，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后期，已经把中国革命引导到了接近新阶段的起点。他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堪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卓越领袖。伍廷芳由于时代和认识的限制，转向革命较迟，也没能赶上孙中山后来进行的伟大改组。但辛亥革命时年已古稀的伍廷芳自投身革命后，为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顽强地向南北军阀作斗争，鞠躬尽瘁，也可以说是服膺真理的楷模。他们都为革命后继者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1] 在近年出版的《伍廷芳评传》一书中，丁贤俊与合作者喻作凤已开始注意到伍廷芳在陈炯明兵变之后的辞职通电对孙中山并无敬慕或拥护之意，至于个中原因，认为是伍廷芳的“息事宁人态度”使然，“是为了把革命内部的矛盾大事化小，以免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2](P479) 山东学者张礼恒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一书，则把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支持上升到宗教信徒的“皈依”程度，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伍廷芳曾与南北军阀为伍，期望有所作为。但倚重军阀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幻想破灭，最终促成他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由疏远走向皈依。以护法运动失败为转折，伍廷芳从此结束了自南京临时政府以降与孙中山革命党人长达8年之久的疏远状态，心悦诚服地投奔、皈依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旗下，成为孙中山民主共和大业的股肱之士。……1920年4月9日的《离粤通电》，实际是一份征讨西南军阀的檄文，宣告了伍廷芳倚重军阀实现政治理念的破灭，标志着他与南北军阀8年合作的结束，昭示着他同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由疏远走向投奔、皈依的开始。”[3](P350-353) 广东学者张富强虽然没有把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拥护提到信徒之于宗教信仰的高度，但也充满赞誉，称：“对民主共和伟业的忠诚，最终使孙中山、伍廷芳这两位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爱国者走到了一起，为再造共和呕心沥血，谱写新曲，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然而，苍天负人愿，军阀陈炯明的叛乱过早地中止了孙中山与伍廷芳的合作与友谊，中止了伍廷芳为中国民主革命再创奇迹、再立新功的可能。”“伍廷芳十分钦佩孙中山临危不惧的魄力和视死如归的胆气，坚决赞成他的反击叛军的计划。”[4](P164-165) 台湾前辈沈云龙对伍孙关系亦多肯定与称赞之意。其《近代外交人物论评记伍廷芳》云：“廷芳自民元与中山先生共事，即深为中山所敬重。民六以后，患难相随，甘苦与共，终至以身殉国，其风谊尤非口称拥护而退有后言者所能及其万一。追思昔贤，怆怀无已。”[5](P137) 美国学者琳达(Linda Pomerantz Shin)的见解则不然。虽然她在1970年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第10章第5部分“最后的岁月”对伍廷芳的晚年活动叙述得特别简约，但经过历时22年的修改，她在出版的博士论文《伍廷芳(1842-1922)：中国现代史上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最后一章增加了“与孙逸仙”，叙述得较为详细，其中提到：“6月17日，在孙的军舰上召开的会议上，伍恳请孙撤退。但孙决定对陈发起反击，因为他相信除非他站起来并战斗下去，否则他在中国和海外都没有政治信用。沮丧之余，伍于6月21日辞去政府职务；这可看作是对孙表示不赞同。两天后，6月23日，伍带着对时局的极度失望，在一次急性肺炎中逝世。”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