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3-0121-10 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动态性交汇。在民族危机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具有不同诉求的人群究竟是如何通过书写、口述等方式生产文本、构建集体记忆、凸显女性与战争这一主题的？所谓集体记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性记忆即个人的记忆会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其二，以社会为单位的记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不但定义着过去，还启发并表达着他们的观念与情感，体现着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其产生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笔者拟以赛金花为研究对象加以探讨。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楼女子，赛金花早年曾以公使夫人的身份跟随丈夫、状元洪钧一同出访欧洲列国，赢得“东方之美人”①的声誉。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赛金花利用联军统帅瓦德西再度登上外交舞台。她的人生轨迹起伏较大，主体身份几经变化，颇有几分戏剧性。另一方面，她个人生命历史中的某些细节尚存不确定性，并引来一些争议，为不同言说主体之间的交锋提供了各种想象的空间。 这一时期，围绕赛金花所形成的文本包括赛金花的自我言说与他者的言说。而以往的赛金花研究大多采用20世纪30年代以前依男性视角所形成的文本。如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1]的第一章中，就以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为主体资料，重新审视赛金花的外交活动。然而，对于赛金花身上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专门文章做深入的分析，对于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集体记忆更缺少性别分析。 为此，笔者拟引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但是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等同于文本的观点，却是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的。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虚无的，也不是可以随意阐释的，而是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尽管如此，笔者仍要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论方法，源于人们碰触的历史似乎只能是文本所显示的过去，而不是如实的过去[2](P158)。文本不仅是历史语境的具体产物，也同样充分地表达着作者的主观意图。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故而新历史主义者所采用的文本解读等方法，可以帮助笔者在研究中充分把握不同书写主体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挖掘和阐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国家民族危机的语境下，救国故事所具有的丰富价值更容易在女性身上显现出来，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赛金花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定位，两度在中外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人生经历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此，阐释赛金花个人的生命历史，可使人们对“女性与战争”的主题予以更多的思考，从而满足集体记忆形成中必不可少的社会性需要。 赛金花初名傅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她邂逅了回乡守孝的状元洪钧。洪钧对其一见倾心，遂纳为妾。 此时，恰逢洪钧奉清政府委派出使欧洲。而他的原配夫人却不愿同往，并将诰命服饰借给赛金花，由她陪同洪钧出洋。或许洪钧夫人意在遵循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恪守内外之别，维护女性的传统形象。然而她的这一举动，恰好为赛金花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扬名海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都悬住一个小银铃，走起路来银铃钉铛地响得雅致有趣，而且还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响动便应着拍节响动，走快了铃响便乱，那就失体统了。还有那双宫鞋的后跟，镌成凹形的花样，里面蒙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恭候我光临的宏丽大厅上，步履过处，厅上留下一个一个的鞋底粉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么华贵啊！[3](P70) 赛金花在日后的口述中为什么会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自己的服饰，特别是在外国“宏丽大厅”行走的步履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服饰一直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和象征。赛金花的一举手一投足象征着其身份的变化，从妓摇身一变为使节夫人，而且跨越国界，受到国际目光的关注，甚至成为日后品味和言说的资本。 另外一个让赛金花印象深刻的是到达欧洲之后，洪钧仍然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约束和劝诫：“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4](P13)从表面上看，洪钧的这一言论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帮助身处西方的她明了行为举止的分寸把握。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他的这种做法是源于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而是坚持认为：“臣综揽大势，西方兵气消弭，为难民困输，将莫能安业，迫出而一战，实在意料之中……势必欧洲鼎沸，群起争锋。中国此时大可为局外之观。”[5]在欧洲，洪钧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了西方事物，直接感受到来自外国的歧视与威胁，因此真切体会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实际地位。此时他所面对的世界，不再有依托母国文化所带来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而是通过来自西方社会居高临下的审视展现开来的。这使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失和焦虑[1](P26)。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惟有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此，洪钧对赛金花的道德期待较之在国内时会更高。然而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又不得不按照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允许赛金花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