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3-0080-08 “九·一八”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学者纷纷公开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与命运发表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方的《独立评论》，多年来学者对此有极大的关注，而对于南方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①。本文选取《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为切入点，具体分析20世纪30年代南北政治文化的地缘与派分，并试图分析30年代民族主义与权威主义、自由主义的微妙关系。 1932年4月1日《时代公论》杂志在中央大学创办，由杨公达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社的主要组成人员是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并且多是国民党党员教授，有着非常明显的政党背景②，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政治系主任)、梅思平、萨孟武、张其昀等。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不久受聘北大)、武育干、傅筑夫、楼桐生、雷震、何浩若、田炯锦等均是其重要成员。这份以政论为主的杂志，是“九·一八”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状况之下，一批体制内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激情的产物。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当下关日本兵舰开炮以后，不特是普通一般逃之夭夭(要人们早已到洛阳去了)，就是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也就溜烟离开了此间，顿时南京变成了死城，我们学校——中央大学——也就人烟稀少今昔之感了！《时代公论》就是在南京最冷落萧条的一个时期，几个朋友触景生情，像雪中送炭似的，把这个刊物贡献给全国人民。真如古人所说‘穷而后工’，我们在极穷困的时候毅然起来工作的。”③这份杂志的宗旨是“供国人以发表自由思想之机会”，其落脚点在于“俾于国事稍有贡献”，可见是一个时事政论的刊物。之所以定名为“时代公论”，张其昀的解释是：“时代公论公器也，大学教授之公开讲座也。大学既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授所发表的言论，自不受任何政党的约束，即在同一刊物之中两相反对之论调，苟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皆不妨同时并存，而一任读者之比较与选择：此其所以名为公论也。”④可见，这份杂志定位为大学教授的公开讲座，选取时代敏感的话题，对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以自由讨论的方式来吸引社会民众的参与。 同时，这份杂志也是一份带有浓厚学术讨论性质的刊物，其主要成员均是中国政治学会的骨干。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高速发展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内的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1931年夏，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杭立武、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等一批教授，有意成立政治学的学术团体，于第二年三月开始运作。其公开的目的有三：一是促进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二是讨论现实政治的改良；三是指导后学从事研究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北平，中央大学政治学的一批教授执意在南京成立此学会，当有与北方争锋的意味，稍后北方亦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可印证这一点。据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届干事长杭立武后来回忆，为了能在南京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意联络南方其他各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知名政治学者，如周鲠生、王世杰、张奚若、钱端升等，期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让中大教授感到“意料之外”的是，这些学者十分爽快地表示同意，于是中国政治学会于1932年9在南京正式成立。“为借重各方面人才，以便于协调起见”，选举校外的王世杰、周鲠生等人为学会的常务理事，而总干事长由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杭立武来担任⑥。 《时代公论》的出台也是中国政治学会为实现其“讨论现实政治之改良”而创办的。创办之初作者群甚为广泛，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还有文学院教授缪凤林、黄侃、汪东，教育学院程其保，工学院顾毓秀等，这些文章基本是有关中央大学的教育问题，是纯粹的学术文章，如汪辟疆的《论近代诗》(10号)、黄侃的《汉唐玄学论》(11号)等。但随着《时代公论》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与北方的《独立评论》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使其他院系的学者逐渐淡出这份杂志，1933年后就很难发现其他院系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稍后，以文学院为主的人文学者转移到由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倪尚达创办的《国风半月刊》杂志上了，《时代公论》进一步演变成一纯粹的时事政论期刊。 1932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权得到巩固，有着强烈政治背景色彩的《时代公论》出台，其主要的宗旨就是鼓吹独裁。这一杂志与北方自由主义派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等创办的《独立评论》针锋相对，成为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南方阵线的主力，《时代公论》社成员也被胡适等人讥为“政府派”的人。故而讨论《时代公论》阵营的言论，离不开与北方《独立评论》的论战，这不仅有助于把握位于首都的中央大学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地图的分布。 《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有关宪政问题 南北学术界之争的焦点在是否立即实行宪政和怎样实行宪政。 “九·一八”以后，中国民间社会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宪政的诉求日益高涨。作为政治评论的刊物自然不能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时代公论》同仁的总体主张是赞同放弃党治，但反对立即制宪和实行宪政。就其内部而言，对于实施宪政的途径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渐进方式实现，代表人物有杨公达、梅思平。一派认为国民代表大会与训政相矛盾，反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人物有萨孟武、何浩若、雷震等。 杨公达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宪政和民主，“我们对于开放党禁，绝对赞同，但对于立刻实现欧美式的宪政，则未能与反对党治的诸君纯然一致”。他主张：“国民党最好是将党治的权，交一部分出来，让与亟待召集的国民代表会，使这个代表法治主义的机关，与代表党治主义的国民党，互相调和，互相控制，浸假而初具民治的规模，渐进而入平民政治的坦途。”⑦这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主义方案。由于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目中无人，以为负国之责者，舍我其谁，又谁能有魄力，代替我的党治？党外的人，却目中有人，视国民党的党治为眼中钉，非去之而不可”。因此杨认为解决的方案是：“党治之外，应该设立一民意代表机关，来监督党治”，“这个民意机关——即我们屡次所说的国民代表大会，——是有二重使命的：一方面，表明民权实施的开始，养成民主的势力；他方面，集中全国人才，调和各党各派的争权的哄斗。”⑧梅思平也同样主张在不改变党治的前提之下，划出一部分权力交与国民代表大会，即“党治的方式尽可不必变更，不过将党对政府的指挥权划出一部分来，受国民直接监督”⑨。其后他进一步认为：“对于立即制宪这个主张，我也是实在不敢苟同……我总以为民主政治的进步，决不宜过于急促。我们总要脚踏实地的前进，万不可跑得太快，跌了一个跟斗。”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