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同乡会”事件是1927年秋至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虽然完全是根据捕风捉影的材料造成的，但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使很多人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在中共历史上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周国全在撰写《王明评传》、《王明年谱》时，都曾提到这个事件。但由于受当时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说得并不清楚和准确。后来，杨奎松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①、李永昌的《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几个问题》②等文章，都对这个事件说得比较清楚。1995年我到俄罗斯访问时，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复印了三份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研究“江浙同乡会”有很重要的价值，现分别对其主要内容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王长熙1928年8月12日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③ 王长熙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最早提出存在“江浙同乡会”秘密小组织的人。过去的说法一般是，在1927年暑假期间，一些中山大学学生到孙冶方处聚餐，王长熙正巧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多是江浙口音，因此回到学校后就跟人说，有好多人在孙冶方屋里，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于是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追查。但在这份报告中王长熙却说，追查“江浙同乡会”是从炮科学校发现蒋经国的一封信开始的。 王长熙说，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野营结束后，由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笔者)毕业派到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全部住在炮科学校第五连。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给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杰、郭景惇、陈启科、刘仁寿、黄中美、刘移山等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的是朱茂臻，但由于当时朱茂臻不在，岳少文就代收了。岳很希望知道这批同志到校的情形，因此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阅了。信中内容大意如下：我们的组织应该行动起来，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得着薪水，但是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就是按月缴纳会金，所以你们无论如何应该设法征收会费。岳少文看见同志中产生了这种小组织，非常奇怪，就把这封信给其他两个人看了。他们看到党内发生这种不被容许的事情，都非常惊慌，不知如何处置，既不敢把信隐藏，也不敢把信交给党部。直到岳少文离开炮科学校的夜晚，王长熙去送他们的时候，岳才将此事告诉王。王长熙又很慎重地问了其他几个人，都说是有这封信以后，才转告党部。“自从有几位同志看着他们有这种小组织的行动以后，转相告诉，当时留在炮科学校的各军校未走的同志们，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们的行动。但是这部分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举行他们的秘密会议。”接下来，王长熙便在报告中列举了所谓小组织的人在一起的一些活动。但这些活动不过都是一些正常的活动、交往，或因对生活不满而发的一些牢骚而已。例如，报告中所说的前两个活动，都是有人看见他们8个人在公园围坐谈话。难道围坐谈话就一定是小组织活动吗？ 这个报告里举出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有两位同志在朱茂榛的箱子里“得一封关于储金互助会的会信”，“这封信的内容第一证明这部分人不但平素特别密切，而且有了他们的组织——储金互助会。第二证明有自己必须遵守的会章。第三证明有会员会费。第四证明他们的组织征收会员还要用登记的方法。”报告说这封信是王□等二人写给黄中美、张师、刘移山、甘青山、周策、郭景惇、胡世杰、尤赤、刘仁寿、朱茂榛的，“原稿已交炮科学校党书记了”，“代表团同志已经看见草录的原文了”。可是，经过反复调查，联共(布)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纲”中说：“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之存在是绝对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材料可以证明它现在仍然存在”，“我敢断定，谁也没有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许多材料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和不正确的报告”。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党纲，“原来是1926年党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④由此可见，王长熙报告中所列的证据是不存在的。 王长熙报告中最有力的反驳，是对于“江浙同乡会”成员所谓自己是“开玩笑”这一说法的驳斥。报告说： 事实证明他们有储金互助会的组织不成问题，但是这部分有过不承认的同志，很滑头的，拿开玩笑三个衍饰一切，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的态度。开玩笑这三字从那[哪]里说起，一封信开玩笑，两封信都是开玩笑吗？两封信开玩笑，三封信都是开玩笑呢？一封信是向这些同志开玩笑，三封信都同样的仅仅限于这一部分同志开玩笑，不多一个别的同志呢？一个地方来的信是开玩笑，几个地方来的信，都开一个问题的玩笑呢？同志间日常生活可以开玩笑的事件多着哩，为什么端端只是不同的学校，相同的名姓，三番两次讨论唯一的东西？这些滑头的外交的手段，失丢了党员对党的身分。⑤ 这种批驳看似理直气壮，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毕竟还是苍白无力。其实，王长熙自己所说的前后两封信的名单，就是不一致的，所谓“仅仅限于这一部分同志”、“相同的名姓”等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左权、陈启科1928年7月15日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⑥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后来曾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抗日前线。陈启科是湖南长沙人，1930年夏回国后被派往江西苏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途经武汉时被捕，10月5日在武昌惨遭杀害。他们这两个与江浙地区不沾边的人，却被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成员，而且都被苏联格伯乌列入12名骨干的名单。当他们得知参加中共六大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马上写信给中共代表团申诉，说“在上月十九日学校(指他们当时所在的陆军大学——笔者)即无形的不说原因的停止我们的学习，停止学习到今天已将近一月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由来，他们在报告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一再申明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江浙同乡会”，更没有参加这一小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