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6-0009-11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亦称韩国)后，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恢复祖国独立的斗争，大批革命志士移居海外，从事反日独立运动，其中以移居中国者为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革命志士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同时，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志士积极参加、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朝人民取得胜利。回顾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之关系，将有助于增进中朝、中韩人民的友谊。限于篇幅，本文仅阐述1921-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在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主要几派力量的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关系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至1945年8月，其主要领导人回国，历时27年，由韩国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韩国独立党长期执政，接受中国国民党长期支持与援助。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有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对立使二者又有着政治立场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之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21-1926 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没有直接联系，关系相对平和。从中国共产党来讲，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又兼刚刚建立，远未成熟，遂认为没有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联系和相互交往之必要。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热衷于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幻想借此迫使日本放弃殖民统治，恢复国家独立。如奔走呼号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企图通过国际会议废除日本殖民统治，恢复朝鲜独立。与此同时，还积极争取美、苏等大国的支持。在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势力尚微，且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样认为没有与之建立联系和相互交往的必要，而是积极争取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这6年间鸡犬相闻，却毫无往来。遍查1921-1926年期间的档案与史书，迄今仅见中共中央在1923年《关于时局之主张》一文中，称：“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立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尤些朝鲜民党(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者注)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力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像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①这既是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善意的劝告，又是中肯的批评。 2.1927年至1937年 “七七”事变前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进行为期10年的对立与斗争。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派别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左”倾盲动路线时期，将中间派也视为敌人。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采取了抨击、批判、敌对的政策。原因有三：原有的意识形态差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互相支持关系，如崔庸健等参加广州起义，武亭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大力支持与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更加依靠中国国民党政府。 1930年3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猛烈抨击：“革命固然应当建立新的临时政府，但这个政权必定要建筑在革命的劳苦群众之武装举动的胜利上，在上海设立韩国的‘革命’政府，这是一件滑稽的事，这个政府必然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另一个官僚机关，不但不能执行任何革命的政纲以解除韩国劳苦群众的痛苦，反而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同样成为韩国群众的剥削者。所谓这种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绝不能得到韩国革命群众的拥护，也不得不走到夭亡的道路上。”并号召朝鲜人民“都在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下而斗争”，还预言“韩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巩固，必定要成为韩国革命走向胜利之一个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三一’革命之伟大的历史任务”。② 但应指出三点：其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置于敌对地位，但仅限于报刊舆论上的批判，并无政治上的实际对抗，更无军事上的打击；其二，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反日活动，仍予肯定与赞许。突出的例子是1932年4月，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职的金九成功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5月25日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详细报道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的全过程，对韩国革命志士尹奉吉的义举甚是赞扬；其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但并没有为获得更多援助而协助中国国民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行。 3.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为此，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内建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国际建立联合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其中包括联合在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此，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起了良好关系，主要表现在：(1)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地位。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曾积极促成并签署国民参政会关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数次议案的提出和通过。(2)承认并尊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在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联合东方各民族代表，在延安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将金九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30余人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③(3)多次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举办的活动。1942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组成的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并以会议名义敦请中方13人为该会名誉理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1月10日，中韩文化协会举办茶话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语重心长地劝导：“韩国同志们为中国流血，但在自己问题上却不能合作，这是很惋惜的事……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都能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自由与独立。”④此外，1939年3月1日和1942年3月1日中共中央还派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朝鲜“三一”运动纪念会。⑤(4)大量报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中央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活动进行直接报道近30篇，间接报道和发表文章多达数百篇，内容涉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宣言、文告，议政院、光复军等重要活动，政府要员、光复军将领的谈话、文章等。⑥如1944年7月4日，报道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针对日本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的传闻而发表的重要谈话：“韩国临时政府是能够代表韩人的唯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积极协助发展中国敌后和韩国国内韩人的反日运动，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5)会晤与宴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要领导成员金九一行回国。临行前，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设宴欢送金九一行。⑦同月开始，国共两党举行著名的重庆谈判。9月3日，毛泽东特地会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进行长时间的友好谈话。⑧毛泽东会晤金九，既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持，也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尊重，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良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