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6-0005-12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工作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命运密切相关。党的早年，对外联系的对象仅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党在继续同苏联、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同时，在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开始同西方人士和官方机构交往，逐渐发展为半独立的外交。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独立判断，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此后又为新中国制定了外交方针。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外交工作的发展，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大都是分别进行的。本文试图把这两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作一初步论述。 一、特殊对外关系的形成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大革命这段时间里，党对外交往的对象单一，只同苏联和共产国际打交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工作。在中共的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就得到了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与支持。在正式成立之前，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已经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到底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意见有所不同，大多数人虽然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对中共是否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则有所犹豫，所以在通过决议条文时作了保留，只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别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①。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②。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就确立了上下级关系。 对于尚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时别无选择。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最初并不愿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集中制领导，他们所希望的是既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又能保持独立性。但这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按照共产国际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要求中国共产党送交工作计划和预算，要求陈独秀等人定期汇报工作，并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会议。马林还越过中共中央直接指派中共党员到苏联去。这种做法是中共领导人难以接受的，陈独秀曾说过：“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着第三国际这顶帽子。”③ 但是，由于中共尚处于幼年，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也缺乏革命经费。在党的各项实际工作开展之后，这些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考虑到党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在衡量各种利弊之后，党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要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④。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也作出一些让步，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最终还是同意将中共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监督之下。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⑤ 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很快有所发展，党不仅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成功登上政治舞台，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 首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指导，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与苏联的外交需要相配合，而不可能完全从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希望中国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的革命运动，有利于动摇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至少起到牵制帝国主义对苏联进攻和干涉的作用。根据共产国际二大、三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⑥在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要求中共必须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使国民党能够切实联合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⑦ 其次，苏联和共产国际很难做到准确了解和全面掌握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其派到中国的代表人数不多，而且几乎不会说中文，更没有“中国通”。事实上，双方连作到准确沟通都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政策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不够准确。当时，许多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会是共产党。他们相信：在中国，“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像国民党那样，“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都深受爱戴”。⑧这种认识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就是党在革命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革命运动走向深入，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共产国际的指导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误。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愈演愈烈，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可能性认识不足，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⑨。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⑩。大革命后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犯的重要错误，给受其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