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1)03-0339-11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结盟，两国关系进入友好合作新阶段。然而，中苏“蜜月关系”持续数年后发生变化。1956年初开始，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高度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1958年，中苏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又发生冲突。1960年4至6月，两国论战的序幕被拉开，双方对立更加严重。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顾问。中苏关系从此破裂，走向敌对。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逐步从“一边倒”转向“反帝反修”(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两条线”。中国60年代推行此战略，既是对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加剧的被动反应，但很大程度上也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国领导人“左”倾思想的产物。“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得中国60年代顶住苏美两超级大国巨大压力，捍卫国家主权，最终摆脱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社会主义阵营，真正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并在第三世界中站稳脚跟，但另一方面造成中国一度成为美苏共同敌人，并四面受敌。所以，70年代初，中国不得不转而实施“一条线”，开始对西方世界开放，联美遏苏。 早在60年代初，美国就关注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后随时间推移，有关研究性著作陆续问世，如：1962年，唐纳德·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年》；1963年，亚历山大·达林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中的差异：文件记录，1961年至1963年》；1964年，威廉·格里菲思的《中苏分裂》；1966年，扎布罗基主编的《中苏竞争：对美国政策的意义》以及雷蒙德·加特霍夫主编的《中苏军事关系》；1967年，郝柏林主编的《中苏关系与军控》，罗伯特·鲁本等主编的《越南与中苏论战》和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修订本)；1968年，小瓦尔特·克莱门斯的《军备竞赛与中苏关系》；1971年，威廉·格里菲思的《冷战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共存》；1972年，居里斯·阿切尔的《毛泽东》；约瑟夫·纽曼的《对红色中国的新看法》；1977年，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视角》；1980年，梅尔文·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2年，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关系》，高龙江的《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年至1971年》；1987年，费正清的《观察中国》，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89年，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1990年，张少书的《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与苏联，1948-1972年》；等等。此外，美国发表不少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1991年以前亦即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后冷战时期美国进一步探讨此课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1992年以来，亦即后冷战时期，美国越来越注意利用新解密的珍贵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尤其是使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解密档案以及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并与中国学术界加强联系和进行学术交流。所以，此时期，美国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研究，成果亦不断问世，如：1992年，罗德明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意义，1945-1990年》；1993年，伽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1994年，托马斯·罗宾逊和大卫·沙姆鲍尔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孔华润和唐耐心主编的《林登·约翰逊对抗世界》，戴安·孔茨主编的《关键十年的外交：60年代美国对外关系》；1996年，邵国康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立》和韩德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外交政策的起源》，柯庆生的《有用的敌人：大战略、国内动员与中美冲突，1947-1958年》；1997年，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约翰·盖迪斯的《我们现在明白：重新思考冷战史》；1998年，金淳基主编的《中国和世界：面向新千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克雷格的《人民中国简史》；1999年，约翰·塞克斯顿和英国学者艾伦·亨特的《当代中国》；2001年，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陆伯彬和中国学者姜长斌主编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再探讨》，张曙光的《经济冷战：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与中苏结盟，1949-1963年》；2002年，利费贡的《重新解读毛泽东》，傅高义主编的《1972年至1992年的美中日三角关系》；2003年，安德烈亚斯·道姆、洛德·加德纳等人主编的《美国，越南战争与世界》；2004年，刘国力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赵穗生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实用主义和战略行为》；2005年，邓勇和王飞凌主编的《中国崛起：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力量和动力》；2006年，江忆恩和陆伯彬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趋向》；2007年，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季北慈的《崛起之星：中国新安全外交》；2009年，陆伯彬的《中国安全政策：结构、力量和政治》；2010年，克里斯托夫·福特的《帝国的头脑：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外交关系》和杰密斯·贝拉奎亚主编的《中俄关系的未来》，奚其和郭宝钢主编的《与龙共舞：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上升》以及罗伯特·萨特的《美中关系：危险的过去，实用的现在》；等等。此外，这个时期美国发表一些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探讨。笔者拟就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包括其成因、内容和影响的研究情况简单作些梳理和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