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0.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2-0109-09 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上会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本文所讲的“地缘纽带”系指对特定地域身份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感在政治文化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国民党核心人物蒋介石之于浙江，或者浙江之于蒋介石，长期以来我们多聚焦于这样一些问题：蒋介石的上台得益于江浙财团的支持；①蒋介石上台后，由于其浓厚的人治色彩，大量起用浙江人；蒋介石重视浙江主要是基于经济的考虑。②这些观点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不尽然，因此透过地缘的纽带来看蒋介石与浙江，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 浙籍人士的支持 蒋介石涉入政治，始于浙江同乡陈其美的提携。1905年4月蒋介石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清华学校。他虽离开故乡浙江，但到日本后很快结识了一批浙江同乡，这些同乡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要数浙江吴兴(现湖州)人陈其美。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他们在异国他乡很快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经陈的介绍，蒋介石大约在1908年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涉入政治之初，对陈推崇备至，也惟命是从。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参加上海起义和光复杭州的战役。上海军政府成立时，蒋介石担任了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并与陈结为“盟兄弟”。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光复会准备推举首领陶成章为浙江都督，沪军都督陈其美对此深为不满，指使蒋介石收买歹徒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备受各方指责，于是在陈的资助下先避于日本，后潜回浙江奉化老家。③尽管这种带有江湖气的作为此后一直成为蒋的污点，但蒋始终不忘陈的知遇之恩，以至于陈其美于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在《祭陈英士文》中将自己称为陈的“第二化身”。④后来甚至要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做陈的“化身”。正因为陈其美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在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陈其美之于蒋介石，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是经陈的介绍蒋认识了孙中山，不过蒋引起孙特别的注意还是较晚的事。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了护法运动，蒋介石于次年应约到了广州，担任陈炯明粤军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由于蒋与陈炯明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双方关系紧张，所以蒋介石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于1920年与浙江同乡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开设了经营证券的“恒泰号”，成为交易所的经纪人，蒋在交易所的活动奠定了他后来与江浙金融界的关系基础。 1921年，孙中山再次揭起护法大旗，蒋介石于次年再次南下，担任粤军参谋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在永丰舰上侍护孙中山达40多天，取得了孙中山极大的信任和器重，孙中山称蒋介石“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⑤之后，蒋日渐被孙中山委以重任，特别是1923年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 在蒋介石走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左右之争也越演越烈，蒋表现出来的忽左忽右一时难以让人摸清其态度。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政治取向更多地表现出右的色彩，于是浙江籍的一些国民党党政要人、江浙财团的巨头以及帮会首领等各色同乡纷纷站到了蒋的一边。首先是戴季陶从意识形态领域对蒋的帮助。蒋介石虽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但对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颇存怀疑，只不过当时忙于军务，来不及对孙中山思想给予有别于中共的系统解读。而他的浙籍同乡、结拜兄弟戴季陶理论则为他反对三大政策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县，其原籍是浙江吴兴，1948年国民党“国大”时他就是以浙江吴兴籍代表的身份与会，常自称“吴兴戴传贤”，表现出很强的“浙江人”意识。戴与蒋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20年代初期，双方在上海又一起从事证券交易所生意，结为异姓兄弟。戴早年虽然也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但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反对国共合作，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⑥国民党一大后，他坚持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党籍，做纯粹的国民党员。1924年4月，他应蒋介石等人的邀请来到广州，由于无法接受当时广州日渐高涨的民众运动，不久就回到上海。在沪期间，戴季陶多次致书蒋介石，劝其与汪精卫、胡汉民等精诚团结，勿受共党挑拨。⑦蒋也致书戴季陶，表示“矢志为党牺牲”。孙中山逝世后，他相继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册子，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 戴季陶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解读与中共完全不同，它为蒋介石反共政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多次引用戴的理论，从而使蒋介石的右转超越了一般的权力斗争，而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当蒋介石后来发动反共事变后，戴季陶深为之鼓舞，他说：“我们认识蒋介石同志这一次的护党救国”，“过去两年间的忍耐和这一回的决心，都是我们作人的模范，尤其是作党员的模范。”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戴自然成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从1928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前后达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