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1)01-0073-09 一提到王明，大家都比较熟悉，知道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倾错误，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对于王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怎样的，可能就不太了解。下面，我就根据最近几年研究的新进展和搜集到的新材料，分段谈一谈他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一、从宣传“左”倾到反“立三路线”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的。 王明原来是武昌商科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带头或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很多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1]。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2]。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他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回来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的。①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3]。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王明找到那里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②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被捕后，他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宣传部他的一位同学那里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他交保释放后，党中央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作《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在这个期间，他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例如1930年5月15日他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就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认为“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这“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要“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并列举了右倾的十种表现，认为反右倾“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与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4]。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二、从拥护三中全会到反对三中全会，从一般干部到控制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认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于是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4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连，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