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庐山训练，人们一般会想起1933、1934年的两次训练，两次训练和南京政府发动的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紧密相关，引起史家较多重视。其实，在这两次训练之后，1937年7月，南京政府曾延续1933年开始的训练传统，再次在庐山开办暑期训练团，开始最后一次即第三次庐山训练。由于和抗战爆发时间重叠，加之受战争爆发影响提前结束，第三次庐山训练被隐没于更大历史事件光环中，长期未得彰显。本文依据相关史料，试图对此一事件作一初步研讨。 1937年的庐山训练是前两次庐山训练的继续。实际主持三次训练的陈诚追述，二次庐山训练之后，1935年“军事委员会乃扩大其训练范围，筹办庐山暑期训练团，召全国党政军教等文武各界干部集中海会训练。是二十四年暑期训练团之筹办，即为本届训练之胚胎。旋因川滇祸难未靖，委员长驻节锦城，不克分身，遽尔终止。后在峨嵋改办军官训练团”。①1936年5月，蒋介石再令筹办庐山训练团，但随之两广事变发生，筹办事宜“又即停止”。②经过两次筹办的半途而废后，1937年第三次庐山训练终告实现。 作为前两次训练的延续，1937年的庐山训练从体制上沿袭着前两次训练的框架，但内容和目标却发生重大变化。对此，酆悌在有关训练的呈文中说得很清楚：“前数期庐训，偏重对内求统一与剿匪工作之训练，今后则须为抗战的国防工作之训练，是为庐训第二阶段之主要目的。”③这次训练，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展合作谈判，此次庐山训练前后，国共在庐山的谈判也在进行，因此训练已经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而是把复兴民族、抵御外侮作为训练的直接目标。训练团组织纲要明确规定，训练团“设立之目的，在使全国受训之党政军学等工作人员，恪遵总理遗教，服从革命纪律，锻炼健全体格，增进服务智能，以期领导全国国民，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④训练纲要中军事组的要求是：“统一军队教育，发扬国军精神，以完成整军御侮之使命。”⑤针对外侮的目标已经毫无隐讳。关于训练的这一目标，蒋介石对训练团官长的训词中解释得非常直白：“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⑥当时，刘茂恩和郭汝瑰都参与训练，一为教官、一为学员，二人后来一去台湾、一留大陆，但他们在回忆中都明确指出：“这种训练是为动员抗战作准备，是一种机会教育。”⑦“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⑧ 1937年5月，第三次庐山训练正式开始筹办。5月1日，训练团筹备处在南京开始办公。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兼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叶楚伧、王世杰、陈立夫等为筹备委员。5月6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团名、训练期限、训练单位及受训人员资格等事项。13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训练对象为全部师旅长及前西北剿匪部队连长以上军官，及各省党委中学校长训导员、军训人员以及各地专员与各县教育民政科长等。随之又将“连长以上军官”改为“团长以上”。24日，确定训练团组织纲要，规定：“受训人员，以现任党务、军事、教育、县政、警政、军训、政训各级工作人员及童军干部、新运干部各一部为限，分别编入第一第二两总队，施行训练。各机关派送受训人员，女性除外。”⑨训练团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共分三期，训练地址设于庐山海会寺，另以一部设于牯岭。 第三次庐山训练筹备期间，由于西安事变身体受伤，蒋介石未能事事亲力亲为，但仍予以悉心指导。1937年5月，他在日记中记下当月大事预定表：其中第一条就是：“暑期训练班之设计(西北党政人员)”。⑩5月1日，训练团筹备刚开始，他亲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训练团将以九江和星子两县作为实地考察基地，令其准备接待。(11)2日，致电陈诚强调筹备委员应“另增党部、内政、教育各部人选，中央党部并须多增几人”(12)，随后，蒋亲自核定训练团的筹办计划，5月15日，他在日记的一周总结中记有：“暑假训练计划已定。”(13) 蒋介石对训练课程的制定和老师聘请十分重视，亲自规定课程，指示训练团课程时数：“以学科占十分之六，术科占十分之四。”(14)陈诚在回答学员问题时明确谈到：“本团各种课程，多半是由于团长手订的。”(15)蒋尤其重视训练老师的聘请，亲电交待：“暑期训练应预约讲演之教师，其课目重要者：一、管理法与办事效率，请杨绰安。二、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之分析，请胡适之讲，共约三小时，请以中之名义属王雪艇先生代约。三、逻辑学。四、统计学。五、地方财务行政。六、地赋。七、土地制度与中央新通过之大纲可商果夫兄。八、林垦矿务之重要与筹备可商实业部长。”(16)5、6月份，蒋介石亲电或转电胡适、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邀请他们上庐山为训练团讲课。 反映着蒋介石事必躬亲的性格，其关于训练团的指示可谓巨细糜遗，为营址事，致电陈诚，令设立海会寺与牯岭两个训练营址，“文人与年岁较老不能扒山者驻牯岭”。(17)临开训前，交待陈诚准备向学员备送书籍：“康济录、自卫新知、科学与学庸(即科学的学庸)等书应早预备印行”。(18)其所列三种书中，《科学的学庸》是他本人在第二次庐山训练时的讲稿，《康济录》是中国古代论述赈济、救荒方略的重要著作，《自卫新知》则汇辑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评断。后两种书在第二次庐山训练时已有推荐，此时作为备送书籍推出，当然和这两本书讲述国家防御和灾难应对主旨有关，既显示出训练的抗战意向，也传递出蒋对抗战路径、前途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