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2-0057-09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俄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二大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从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与俄(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和六大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党史界对中共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以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造成档案材料的极度缺乏等诸多复杂原因，相比于民主革命时期其他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史界对这两次大会的研究一直都比较薄弱，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两次大会的关系问题的比较研究，更是鲜有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联共(布)、共产国际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中共五大到六大，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从右倾到“左”倾的转变 大革命后期，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没能遏制住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其反动面目越来越公开暴露出来。对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没有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相反，沿用了三二○事件以来一贯的右倾退让方针。 1926年8月1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集的会议上，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提出，在北伐中开展宣传运动时，“决不要打击蒋介石”。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所以，在进攻反革命时，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1)把蒋介石同所有纵容反革命的人区别开来，把事情说得对蒋介石有利；(2)把蒋介石同真正反革命的罪魁祸首区别开来；(3)把蒋介石同他所保护的、真正想打倒蒋介石的集团(古应芬、胡汉民)区别开来。总之，要“能够巧妙地进行这场运动而不致去反对蒋介石”①。 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在帮助国民党左派做工作和参与领导工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实行领导”②。 鲍罗廷虽然从北伐开始后就看出蒋介石已经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同意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他甚至认为，“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的整个政策总的说来不是对共产党有害，而是对国民党左派有害”。他在1926年8月16日与远东局的会议上初步提出：“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共事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维经斯基也同意鲍罗廷的“决不要打击蒋介石”的意见③。 这样，从汪蒋合作，到汉口会议，再到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右倾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的右倾退让错误日益严重。 后因国民政府驻地问题，鲍罗廷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初，蒋介石在对武汉进行短期访问时，与鲍罗廷的私人关系彻底破裂。得知此情况后，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鲍罗廷：我们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与蒋介石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④。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3月30日，布哈林虽然承认蒋介石属于具有反革命倾向的派别，但仍然强调：“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个论断就是肤浅的。我们还看到，他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⑤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准备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 但是，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陈独秀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还是急不可耐地在4月12日行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联共(布)、共产国际提出的不管是用“谨慎策略”还是用“坚决方针”，以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右倾退让政策的局部破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局势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此时，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武汉政府还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严重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国共合作的形式还保存着，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汪精卫国民党内部，都意见不一，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严重动摇。当时，全党上下最急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面临危难的革命？五大就是在这种革命处于紧急关头而反革命暴露尚不充分、各种矛盾交结盘错而又濒临总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遗憾的是，中共五大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导方针上的右倾错误，自然担当不了挽救革命危局的历史重任。中共五大闭幕后仅两个多月，大革命便遭受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