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115-10 如果有人问，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举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那么，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回答。因为，中学教科书里都会说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基地等等。但如果有人问，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为什么中共“一大”不是选在其他区域而是选在法租界举行？那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 本来，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是，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选在法租界举行，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分析这种必然性，有助于理解中共早期党员的成分，有助于理解中共早期组织活动特点，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一、中共“一大”究竟是由哪些人在筹办 中共“一大”的举行，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会面、交手，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有识之士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努力，成效不大；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社会依然黑暗——贫穷、落后、独裁、卖国，中国国际地位继续下滑，一些志士仁人要为国家谋求新的出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近因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政治环境恶劣，爱国人士纷纷南下。1920年初，陈独秀返回上海，将《新青年》迁回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将建党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陈独秀、李汉俊与李达。三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三人中，陈独秀(1879-1942)与上海渊源最深。这位安徽人1903年已经在上海居住过，与章士钊等人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反清革命。此报风行一时，被称为“《苏报》第二”。那时，他住在公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125弄)。《国民日日报》自1903年8月7日创办，至12月初停刊，历时四个月，陈独秀一直参与其事，发表诗文、译作多篇。1904年，陈独秀主要在安徽活动，往来于沪皖之间，秋天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参加革命活动。①1905年以后，陈主要在安徽、日本活动。1913年8月，因在安徽参与反袁斗争，遭通缉，逃到上海，闭门读书，以编辑为生。这次在上海又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日本。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②，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此后直到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都住在这里。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住老渔阳里2号，以后的历史就是世人所熟知的了。陈独秀对上海社会相当熟悉，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上海社会》、《再论上海社会》、《三论上海社会》、《四论上海社会》，对上海社会进行深刻剖析。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04年在中学时代便留学日本。1918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武汉。1919年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撰稿与编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与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到工厂发动工人运动。陈独秀赴广州后，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与陈望道一起主编《新青年》。那时，李汉俊在上海发起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③1921年春，因与陈独秀在关于党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发生分歧，不满意陈的专断作风，愤而辞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交由李达接任，但仍参与组党建党工作。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从1919年到1921年，在《星期评论》、《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建设》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译文九十余篇，其理论素养为学界公认。④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13年、1917年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与留学生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北京各地进行宣传、联络。⑤请愿没有达到目的，但这次行动让李达下定了走俄国人道路的决心。李达在这年6月回到日本，更加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事，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1920年11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三个人中，按照陈独秀当时的声望，在建党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在上海发起组中的地位，以及对上海社会的了解，他如果在上海，中共“一大”的会议选址，一定会主要听从他的意见。但是，他在1920年12月就去了广东，其意见就只能供作参考了。二李相比较，李汉俊在上海时间更长，对上海的情况应比李达更熟。但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在五四运动以后即从浙江来到上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交游甚广，对上海社会相当熟悉。这样，论在上海人脉资源，二李不相上下。 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办，是在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马林与苏俄情报人员尼科尔斯基⑥1921年6月初到达上海以后仓促启动的，“他们到上海后，就立即督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那时，上海的李汉俊、李达经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联系之后，于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时间预定为7月20日，向各地组织发出了通知。6月底，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陆续前来上海。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如期抵沪，为了等待他们，会议开始时间比预定推迟了三天，到7月23日才开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