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制定及其终止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天社,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日本曾三次制定“西安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内容虽时有变化,但总以控制西安为重点,以北上占领延安,消灭共产党,或南下占领重庆,使国民党屈服为目的。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从中反映出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折射出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关系,成为日本在华势力消长的晴雨表。正是由于西安和陕西的屏障作用,才使重庆政权得以偏安,也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安然无恙,西安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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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初期,日本占领了山西大部,与陕西仅一河之隔,却未向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战后期,日本占领河南全境,与陕西隔关而望,但也没有沿陇海线西进,攻占西北重镇西安。检阅抗战史料,日本也曾制定了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最终未能实行。日本进攻西安作战计划制定的背景、目的及其终止原因,值得探讨。但国内抗战史学界,对此都很少涉及,本文根据有关史料,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论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地区在中国大陆。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山西及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华北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淞沪战役后,南京失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1938年5月攻陷徐州。此后日军沿陇海线西进,占领开封,向郑州进攻。如郑州失守,日军就会沿平汉线南攻武汉,沿陇海线西取西安,所以,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就指出:“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他对敌情进行判断后,发出“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的号召。①蒋介石也深知西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1938年1月特设了西安行营,以胡宗南、孙蔚如等部防守关中。当郑州危急时,6月9日,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止日军西进,延缓了日军深入西安的步伐。

      1939年1月,蒋介石重新调整作战部署,除以河南及安徽一部为第一战区、山西为第二战区、甘宁青及绥远一部为第八战区外,又以陕西为第十战区,加强防卫,并要求“第二战区继续展开广大之游击战,其重点指向正太、同浦各要线。以有力部队配合中条山地区与黄河右岸河防部队协力阻止敌军渡河”。“第十战区应与第二战区协力巩固河防设备,分别控制有力部队于潼关、大荔、韩城及西安各地区,策应第一、二、八战区之作战”。②1940年5月,又将第十战区并入第八战区,使陕甘宁青等连成一片,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常驻西安。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陕西北部黄河防线就成为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各根据地的联系通道。1937年3月,中央军委就将河防划分为三个地段,设立了河防司令部和5个警备司令部负责防守。③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等多次从晋西北侵犯陕甘宁边区,均被八路军边区河防部队和晋西北一二○师击退。

      1938年10月,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对日本进攻西安、重庆的担心却一直存在。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中判断:“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等地的。”④百团大战发动前,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中就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⑤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现在日寇正准备向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进攻,国民党与中央军日益处于困难地位。”⑥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始终没有出现日军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

      这一时期日军之所以没有西取潼关,攻占西安,除了西安处于中国西北内陆,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也不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外,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陕西黄河防务工作,也使日军无机可乘。同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攻占西安,还没有进入日本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和日军作战的计划之中,这就使西安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1941年11月2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所属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议中国问题处理方案时,曾讨论了进攻重庆问题。驻守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提议“可以经由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以谋求局部停战”,驻守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则“述说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⑦这种议论在当时并无具体的行动计划。华北方面军要“越过秦岭进攻重庆”,就必须首先进入关中,夺取西安,所以,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最初提出者就是华北方面军,并且这一设想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具体化了。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日本大本营不仅从中国大陆抽调了4个师团编入南方军序列,而且命令中国派遣军“要大体保持现在态势,尤其要加强对敌封锁”。⑧于是,中国派遣军通令各军“必须确保……各重要地区的治安,并努力压迫敌人”,以保证日本在东南亚和夏威夷的军事行动。⑨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华日军除第十一军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第二十一军攻占香港,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攻击外,其他日军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但是,不久日本就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逼迫重庆政府投降。1941年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⑩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的冲击下,华北方面军在“实现确保占领地区治安”这一基本任务的同时,也对占领地区以外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这些地区主要有五原、延安、西安、郑州等。1942年1月,华北方面军下属第一军(驻太原)在开展对伯(阎锡山)工作时,就制定了“陕西省进攻战”计划。当时,日军企图通过与阎锡山缔结停战协定,实现双方合作,但阎锡山借故拖延。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认为“阎锡山内心是脚踩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于是决定实行武力压迫。1月24日,第一军向华北方面军上报了“陕西省进攻作战计划”的方案,“该方案的设想是向西安附近进军,击败重庆军后,完成对山西军的包围”。(11)可见,第一军的计划,主要是从山西地区出发,以攻占西安,击败胡宗南军队为手段,通过切断阎锡山与重庆的联系,迫使龟缩在晋西南一带的阎锡山投降。但当时华北方面军总部也正在研究制定“西安洛阳作战”方案,这一方案可以兼顾第一军的计划,所以没有批准,要求第一军暂时还以谈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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