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

作 者:
厉声 

作者简介:
厉声(1949-),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疆域史、新疆地方历史、中亚近现代历史研究,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新疆发生了反对地方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但是在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导引和苏联势力的控制下,出现了寄生于三区革命运动的分裂政权。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三区革命中的“二次革命”成为扭转三区革命性质转折点,“二次革命”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高举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旗,步入真正的革命正轨;“二次革命”也使当时的新疆各族民众第一次在本民族内部受到了正确的国家民族观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新疆民众政治觉悟和国家认同。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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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2-0001-10

      一、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而在不同国别进行的斗争,旨在消灭外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消灭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近现代新疆各民族民众的斗争,除反抗阿古柏入侵之外,一般都是各族民众反抗本国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国内政治斗争。1944年11月三区革命运动第二阶段之所以产生了一个分裂政权,从理论上究其根源,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概念上发生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可以直接追溯到1919年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已划分为实施殖民统治的压迫民族、遭受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的观点出发,共产国际和苏俄将新疆军阀统治定性为殖民统治,他们出于世界革命的信条,开始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疆是苏俄通往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最短的途径之一,而考虑到印度被压迫人民与英殖民者的斗争,印度完全可以被视为未来世界东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共产国际领导人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提出了远征阿富汗和印度,点燃“世界革命火焰”的设想。其大致的推论是:为消灭英国殖民主义,必须先帮助印度争取独立,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印度的革命工作,又须通过阿富汗和波斯进行。而进入到阿富汗,首先应在新疆积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率先提出了支持新疆的民族革命与“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Г·B·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等少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最终否定了它[1]。不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没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种理论还会再度浮泛。

      1931年新疆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起义。面对新疆的新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以及一些苏联上层人士,特别是与新疆毗邻的苏联中亚共和国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当地的民族解放起义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部分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疆目前的民族运动是革命性的。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势力的插手,新疆起义者特别是南疆暴动者日益表现出反苏倾向。据苏方报告说,南疆起义民众队伍中有大量与苏境内居民有亲属和其它关系的移民及中亚反苏分子,其中喀什境内有6万名苏联吉尔吉斯移民;苏联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反苏势力头目已在喀什展开活动,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从中国喀什方面对苏领土进行偷袭;英国插手南疆起义,并有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的意向[2];同时,苏联方面认为,解决与新疆穆斯林居民起义有关问题,对苏联来说意味着解决与这一地区接壤的自身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苏内部认识趋于一致:支持新疆地方政权,维持新疆的统一,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

      1931年8月5日,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向新疆金树仁政权出售军用飞机和派遣飞行员,以后又决定进一步提供空投炸弹、大炮及汽油等战备物资,并决定不给新疆起义暴动者方面以任何帮助[3]。但是,摇摇欲坠的军阀金树仁政权很快崩溃,苏联转而支持其属下握有军权的实力派盛世才。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上台后,明确表示了亲苏立场。8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不采取支持新疆同中国分离的政策和口号。(2)支持盛世才为首的新疆政府。现时和现有条件下,支持旨在完全脱离新疆政府的运动不适宜,但可以在英国或日本特务活动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地区,对组织较为广泛的地方自治持友好的立场。(3)积极支持新疆政府粉碎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队伍。(4)利用归化军(由加入中国籍的白俄组成)支持新疆政府的稳定,并对新疆政府进行监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范和监督归化军。

      这样,20世纪30年代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仍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付诸实践。但是,40年代的情况就不同了。1942年,盛世才开始投靠国民党,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并要求苏方撤回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苏联则中断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撤回了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与此同时,着手支持和组织反对盛世才统治的斗争。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新疆的局势。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并决定筹建革命组织和培养新疆的革命力量。在此之前,苏联已有计划地在新疆境外建立了一些以“民族复兴小组”命名的革命组织。苏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在与新疆相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数所学校,专门为“民族复兴小组”培养指挥人员和将来与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传鼓动员[4]。

      在实施这些计划中,“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剥削压迫的斗争定位为“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定位是推翻汉族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斗争的结局必然是民族的独立。在以后的斗争中,“民族独立小组”在传播未来起义运动行动纲领的同时,也在广泛宣传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思想。

      新疆不是殖民地,共产国际和前苏联当局却将新疆各族民众反抗军阀剥削压迫的国内区域革命运动,错误地定位为民族解放运动;将新疆各族民众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自身解放的国内政治斗争,误导为反对汉族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三区革命运动初期出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的重要“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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