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6-0101-06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中国人民为进行这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积极意义应给予正确评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陆续公布和解密了一批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翻译出版美国、韩国、日本等学者研究著作的增多，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热潮一直不减，200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时达到高潮。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随着研究热潮的兴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归纳介绍。 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评价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评价问题没有反映出不同认识。学者们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所得远远大于所失。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评价出现了不同认识，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问题，二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问题。这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也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最突出、最大的焦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在广州《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上的《真相》①一文。只在一些场合和在网络媒体上表达这种认识而没有公开见诸报刊的更多，不仅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也有中老年人和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人。持这种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更谈不上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持这种认识的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持有政治偏见，甚至全面崇拜美国和对霸权主义行径大加赞赏的人，凡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决定做的事情他们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另一种人是纯属不了解历史情况，基本上只是凭感觉、想当然的一种认识。 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一是不了解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派空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派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对中国大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一种有效反应。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多次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并强烈要求美国空军、海军舰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抗议美国侵入朝鲜的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的轰炸扫射，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但都没有明显效果。周恩来曾说：“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1]这个“新的决策”就是出兵抗美援朝。二是不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个整体，出兵抗美援朝是为了支援朝鲜，同时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救邻也是为己，如果不出兵抗美援朝，占当时中国重工业基地一半的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南地区能安心生产吗？不出兵抗美援朝，刚刚得到解放的中国大陆局势能够获得安定吗？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巩固吗？所以抗美援朝的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和中心动员口号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是不了解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居然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前，包括当时苏联在内，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对中国给予正眼看待，而经过这场战争，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美国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大国，而且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能力。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中国赢得了长期进行和平建设的环境。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就连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政论家、学者和具有官方性质的研究成果都是充分肯定的。 另一种不同意见是虽然肯定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有合理性，承认这场战争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巩固新中国政权有作用，但认为“决策失误”，“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为这个胜利“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的代价”。持这种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200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尤其是其中的“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该书作者认为，抗美援朝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负面影响；二是造成了中国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三是对统一祖国大业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四是消除了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2]书中虽未直接说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得不偿失”的结论，但这个余论通篇都是指责、否定的口气，实际上是基本否定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而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也是从该书所谈这几个严重“后果”得出的。如何认识这些所谓严重“后果”，笔者曾撰写《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一文，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上，这里不再赘述。 二、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动机问题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研究讨论，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形成一致意见作出的。为什么决策出兵，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已作了明确阐述，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出兵决策的不同认识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种认识认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是斯大林鼓动和压力的产物，而且是毛泽东个人的决断。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是前文提到的《真相》一文和《百年潮》1997年第2期的《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曾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和《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发表《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两篇文章专门作了阐述，这里也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