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构绘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蓝图时，创造性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确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而在这个理论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思想。他反复指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发展，“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①，“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并把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程度：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并据此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②此即是要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然就在消灭之列。1955年10月11日，他说得更加明确：“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是很有意义的好事。”③ 为什么会发生对资本主义政策的重大变化呢？ 第一，从指导思想看，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目的在于利用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种策略思想，而非战略思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远大目标。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主义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明确告诉全党：“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而之所以要保留资本主义，并提倡使它获得广大的发展，只是因为缺乏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④策略本身有其不确定性，当情况、条件发生变化后，策略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思想的改变有其必然性，是“利用”的应有的题中之义，也是“利用”目的的逻辑结果，它的改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二，从认识上看，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看法，主要是突出地注重了资本主义所带有的消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改变封建的、落后的经济发生作用，从而也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这是毛泽东在论述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时所看重的。但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也带有干扰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经济发展及其影响人民生活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整个经济秩序混乱，投机行为盛行，经济风潮迭起。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极端混乱危险，“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⑤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耳濡目染，身上亦继承着浓厚的历史烙印，它们就是靠着在旧时代形成的和盛行的各种不良的经营方式而挣扎着生存下来，并且带着这种习性走进新中国的。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但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唯利是图的本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特点，而且存在十足的投机性和严重的破坏性。民族资本主义这些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不良习性，在社会正常秩序建立后，其消极作用就是十分显著的。它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很大的破坏作用。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此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⑥资本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制造金融风波，之后又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贿拉拢腐蚀干部，对新中国的经济运行造成很大的干扰，甚至中共党内出现的贪污、腐化等问题与资本家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三反五反”中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警觉：“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⑦毛泽东从中认识到一些资本家“罪大恶极”，认为是资产阶级“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⑧因此1952年在部署“五反”斗争和阐述“五反”目的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彻底查清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消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破坏作用的估计，是毛泽东改变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找到了好的方式——国家资本主义。1949年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后，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纲领》据此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广泛发展，显示了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53年李维汉在武汉、南京、上海调查后写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的报告，更引起了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重视和进一步的思考。他将李维汉的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认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最终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和最好的形式，必须加强对其引导和有计划的推广。其后，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⑩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会使“抵触、破坏少些”，既可防止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又可增大社会主义的成分，有益国计民生，还可教育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要求将共同纲领中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规定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1) 第四，党内外强烈消灭资本主义呼声的影响。消灭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念和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逻辑结果。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发动群众的理论武器。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从这些理论中走向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工农群众就是靠着这些理论的宣传、教育而觉悟，而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普遍存在并且十分浓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