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最初的探讨到最后的放弃，大致经历了30年的历史变化。 一、中共在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对革命前途问题的初步探讨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选择要在中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这种选择通过建党前后的社会主义论战得以强化。但是这种选择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共二大决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当务之急是进行民主革命，因此全党开始了对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飞速发展，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引起了全党的关注。正在此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传入中国，启发中国共产党人对前途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受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党的领导人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等纷纷提出一些对新社会的设想，认识到“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4种经济并存，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①在政治上，由于“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因此“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大革命时期开展的革命前途问题的探讨，虽多半是着眼于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国民革命的现实需要，但是这种探讨无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有益。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革命前途转变认识的曲折和进展 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开展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了局部红色政权。这就使革命前途和转变从对未来的预测变成现实。在根据地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很现实地摆在全党面前。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指导理论是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敌人，强调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由于在根据地建设的指导上，照搬苏联经验，因此并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建国方略。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根据地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迫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寻找解决的办法，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部分纠正，推进了党内对中国革命前途和转变的理论思考。当时党内认识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张闻天认为资本主义在苏区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提出了“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③的方针，反对过早地消灭私人经济，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探讨了根据地的经济构成。张闻天把苏区的经济成分归纳为6种，并对每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分析。毛泽东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营经济“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④。上述思想虽然并不系统，也不都是正确的，但却是非常宝贵的。没有苏维埃时期的曲折和对错误的反思，就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飞跃 党对中国革命前途认识的飞跃，是随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实现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开始的。会议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需要出发，重新评价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会后作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革命政权与革命阶级有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时，不到转变只于全国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时，是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转变的”⑤。从不讲条件到强调转变要有条件，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突破。在此后的5年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民主革命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怎样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1936年秋到1938年夏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同国民党人士施方白谈话，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描绘越来越清晰。1939年4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将走由封建社会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明确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是由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由之路”⑥。在反复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以其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创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深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作了新的说明；1944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作了精辟的概括。1944年8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谈到中国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仍旧是半封建主义”，“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⑦这是中共党内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到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最高点。毛泽东在为大会起草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和在大会上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张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急于要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