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除了当时直接影响到他对时局的判断和对国共关系的处置外，对于后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有深重影响。中国大陆地区史学界长期奉行“以论带史”的方针，毛泽东的许多论断直接指导着史学研究，影响直到现在。因此，对毛泽东有关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论断的演变进行研讨，无疑具有学术意义。本文试对此题探析，敬祈识者指正。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肯定国民政府积极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 卢沟桥抗战是中国抗战的开始。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的文件说：“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①23日，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7月17日庐山讲话所宣示的决心应战的态度：“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②8月25日，毛泽东写道：“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③10月，毛泽东写道：“这一次同‘九·一八’不同，它（日本）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④ 毛泽东极力称赞蒋介石坚决抗战的态度。他于11月1日说：“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⑤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说：“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八个月来，陆空两军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骐、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青）、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肯定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态度，而且肯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193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说：“自芦（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的领导下，对暴敌已经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五个月英勇的抗战，表示出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觉醒，造成了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团结……”⑦1938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一周年给蒋委员长及全国抗战将士电》，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蒋委员长统筹全局，前线将士英勇奋战……当此伟大抗战周年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暨全国抗战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并向一切死难烈士致以无限之哀悼。”⑧10月，毛泽东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说：“去年七月七日芦（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伟大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⑨ 这一阶段，毛泽东也批评国民政府实行“片面抗战”，即“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而未充分发动全体人民抗战；军事上“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⑩，“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他说：“我们赞成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11) 可见，抗战初期，毛泽东基本上是肯定国民政府和军队积极抗战，并且承认蒋介石之领导全国抗战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转入与敌战略相持阶段之初一段时间。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领导之下，在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他分析，“友军（指国民政府军）的协助”是八路军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伟大的成绩。”(12)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联合抗日，关系较好。 毛泽东指斥国民政府“反共即准备投降” 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不久，毛泽东不仅不承认国民政府积极抗战，而且给予其抗战态度以负面评价，指斥其“反共，即准备投降”。 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欲加限制，双方不时发生冲突。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举国一致声讨。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在反汪运动中指示：“他（汪精卫）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直接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13)这种将反共与对日投降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亦指示把反共与投降挂起钩来。5月20日，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林彪谈中国党的问题时，对即将于5月末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建议：“主要火力集中对付投降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14)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15)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现在有新的慕尼黑阴谋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的指示，准备进行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斗争。(16)自此，中共中央即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