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1-0068-06 ［收稿日期］2010-09-26 秘密社会，亦称秘密结社或秘密会社，包括教门和会党两大系统，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谋求经济互助或精神寄托，在非公开状态下以歃血盟誓或师徒传授的方式结成，是具有特殊的礼仪规则、伦理价值取向、权力结构和活动方式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秘密社会依托于主流社会而产生，但又有碍于主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或叛逆并严加禁止。这些组织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宣扬的口号或教义，在客观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勒索、走私贩毒或敛钱渔色等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1](P53)。 民主革命时期，国内外各种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2](P300)。因此，对待秘密社会组织，如何克服其落后性和破坏性，防止其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战斗性，进而改造成为革命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毛泽东自始至终对此予以关注，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及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以确保民主革命的顺利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国共产党与秘密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讳莫如深。直到1980年代中期后，这一状况才稍有改变，帮会和会道门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各政治派别的关系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产生了为数不多的相关成果，但有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秘密社会的认识与实践，在学术界仍没有专题性的研究。笔者拟对此作粗略的考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秘密社会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村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了相关策略，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不断高涨。 1.争取帮会势力支持工人运动，使其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中共“一大”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人中普遍存在帮口和帮会等秘密社会组织，给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即力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考察、分析中国社会，积极探寻正确解决中国秘密会社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1921年10月至12月期间，毛泽东先后到粤汉铁路、安源煤矿进行考察，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工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因而对秘密社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有了较深的认识，并开始形成在工人运动中联合帮会及对帮会成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思想。安源路矿大罢工时，毛泽东专门指示李立三，到那里搞工人运动时，一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教育；二要注意做红帮工作，特别要做好红帮头子的工作。据李立三回忆，当时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众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经过争取、教育，安源路矿不仅有很多具有帮会身份的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人俱乐部，有的甚至入了党。由于中国秘密社会在组织结构上采用封建家长制，首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李立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注意发挥红帮首领的作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他回忆，一次他买了一点礼物去见红帮头子，“红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喝完鸡血酒后，我说我们要罢工……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由于成功地争取了红帮头子的同情、支持，安源路矿大罢工得以顺利举行并且取得了胜利。李立三后来总结说：“这件事情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3](P32)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此文中，毛泽东特意强调了秘密社会这一民间力量的存在及其作用，深刻地阐述了秘密社会的成因与特性，并提出该组织经过改造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思想： 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4](P8-9)。 2.在农民运动实践中初步形成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开展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 秘密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民间教门的主要群众基础）和因丧失土地而从农村游离出来的无业游民（秘密会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因而在农村的影响很大。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及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作了三十二天的农村考察，进一步认识到秘密社会在广大乡村的实力与影响，并初步形成了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那就是通过发展秘密社会成员加入农民组织，既发挥他们的优势，又自然地取消他们的组织，“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5]（上卷，P182），“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4](P38-3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注意和认可。3月2日，毛泽东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委会，并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在他的努力下，红枪会工作成效明显。16日，连瑞奇在报告中称：“红枪会调查训练团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介绍训练。”[5]（上卷，P183-184）山东一些地方的红枪会也组成“红团”，“开始与劣绅奋斗”[6](P467)。工农武装力量的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不断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