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由宋庆龄领导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胡适、林语堂等著名人士参加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是中共党史和民国史上为人熟知的篇章。其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可歌可泣，杨杏佛甚至因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长期以来史学界早有定论，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倡议发起人。同时，史学界也一直认为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但是，由于材料的匮乏，人们对同盟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大体上还是从同盟的活动轨迹和一些当事人的揣测来加以推断。史学界也认识到，同盟得到了当时一些同情中国革命或支持人权的国际友人的支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就是同盟成员，后者更是同盟执委会的委员和《中国论坛》的编辑。但是，除了主办《中国论坛》外，伊罗生还起了哪些作用？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和资料的局限，也不得而知。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罗生档案中所存的一些材料，不但对我们研究伊罗生在同盟中的作用有所帮助，而且对认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缘起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不是对同盟的全面研究，也不是对伊罗生所做工作的完整介绍。笔者希望从伊罗生档案中发现的新材料谈起，并结合其他一些文件，对伊罗生参与发起同盟的作用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这一工作应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共城市工作策略以及国际人士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帮助。 《中国论坛》与民权保障运动的最初设想 新材料显示，虽然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但是有关成立保卫民权组织的最早建议却是来自美国记者伊罗生。他参与发起同盟与其主办《中国论坛》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伊罗生与《中国论坛》的创办。伊罗生出身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曼哈顿的一个地产商。他从小求知欲强，对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好奇心，喜爱冒险，有着极强的个人主义精神。他又喜欢写作，在大学时期就当了《纽约时报》的实习记者。1930年底他到达上海时，才20出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志在闯荡世界的伊罗生有着对生活的朦胧憧憬。虽然他初来中国时尚未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但在美国的学习经历已在他身上留下了一定的思想烙印。特别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深受杜威派学者的熏陶，受自由思想的影响颇大。①1929年纽约市长竞选时，他正好在《纽约时报》实习，随行采访参加竞选的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对这位和平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思想有不少了解，托马斯朴实的品质令他大为敬佩，二人遂结成了忘年交。② 伊罗生来沪后，先后在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和有国民党背景的《大陆报》任职。这两份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记者身份给了他不少机会去观察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值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对一切异见人士进行不遗余力的镇压，上海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又让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中国劳动大众的贫穷苦难更是让他触目惊心。1931年夏，他沿着长江实地考察，深入川北腹地，顺流而下时正碰上百年不遇的洪灾，亲眼目睹了大水吞噬生命、百姓流离失所的惨象。这一切活生生的现实给了这位充满理想的美国青年以极大的震撼。同年春夏，他结交了两位西方左翼记者。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另一位是名叫弗兰克·格拉斯的英国籍的南非记者（即后来成为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李福仁）。前者是当时闻名于上海新闻界的激进分子，与中共和共产国际有联系，并与上海知识界、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后者是南非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因支持托洛茨基路线而脱党，刚到上海。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方向有相似看法，对中国革命都抱有同情心，且都来华不久，对中共内部路线、派系斗争尚未了解。因此，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并极力想把伊罗生引入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特别是格拉斯在1931年夏与他一起沿江去了四川等地，一路上对他耐心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影响下，伊罗生对中国社会的震惊发现很快转化成了对国民党的愤怒。不久，他也成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者。③ 1931年秋，由史沫特莱引荐，伊罗生认识了宋庆龄和一批文化界的左翼人士，并由此接触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32年初，在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鼓励下，伊罗生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始主办期刊《中国论坛》。30年代初的上海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滞留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及其地下党组织面对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在千方百计寻求生存机会的同时，急需自己的舆论工具，用以鼓舞人心，团聚力量，重整旗鼓。然而，国民党的无情镇压使得中共出版物和各类左翼报刊难以幸存。而伊罗生是一位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国记者，他的出现对中共地下组织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中国论坛》从1932年1月创刊到1934年1月停刊，一共存在了两年。一开始它以周刊形式发行，由于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当局的百般阻挠，曾两度被迫中断，出版变得不规律。尽管压力重重，《中国论坛》在其后半期增加了版面，并由单一的英文版扩展成中英文双语版。《中国论坛》总共发行了40期，到后期其发行量达3500份。除了上海之外，它在北京等10多个城市都建立了发行点，在美国、苏联、东南亚诸国亦有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