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和记忆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十七年”(1949-1966)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要时段。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按“文革”、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这三个时段,梳理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和记忆,探讨这些历史叙述和记忆形成的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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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1-0133-08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27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27年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段,即“文革”十年(1966-1976)与“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与之相比,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十七年”却没有像“文革”十年那样容易加上一个定语。“十七年”间没有“文革”时期那样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内乱和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急剧变动,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十七年”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中断,举其大者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教。其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范围极广的饥荒。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如何看待这“十七年”,在当今的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这“十七年”的认识,与对晚年毛泽东的认识和整个共和国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对“十七年”的认识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始于“文革”期间,从那时起到今天,40多年来有各种不同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和记忆,但学界对此尚未展开专题讨论。本文试图按“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这三个时段,梳理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和记忆,并初步探讨这些历史叙述和记忆形成的原因。

      一 “文革”期间有关“十七年”的叙述

      关于“十七年”的话语始于“文革”期间,但其源头可上溯至“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对自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间存在着的与他相左的政策及其推行者的不满。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文革”前就有明显的表达,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例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①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文联和文艺界各协会又写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批示,明确表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②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表达了他对1949年以后文艺界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文艺界没有执行他所倡导的正确的政策,却让错误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1949年后文艺界的否定性看法成为稍后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思想。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提出,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策,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③稍后,林彪在为此座谈会纪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沿袭了这一说法:“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④

      上述这些话语,因为时间关系,分别用了“十五年”或“十六年”的表述,但其意思是明确的、一致的,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江青、林彪都坚信,1949年后在文艺界存在着与毛泽东的正确政策相左的“黑线专政”。这一认识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而这些话语也影响了整个“文革”时期,成为“文革”时期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源头。

      1966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十七周年的国庆节。在当天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已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⑤《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对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也作了相同的表述:“十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胜利。”⑥因为是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十七年”这个时间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报的文章上;也因为是在庆祝国庆的喜庆节日里,对“十七年”的评价突出的是“突飞猛进的胜利”。

      但对毛泽东来说,“十七年”是肯定存在严重问题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因此1966年国庆节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但与1963、1964年的两个批示只是讲文艺界的问题不同,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文化意识方面”只是十七年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⑦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十七年”间存在的问题,着眼点是进一步推进“文革”的政治运动。所以,毫不奇怪,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文革”就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阶段,不久就公开批判刘少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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