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北京 100091 郑东升(1978-),男,辽宁法库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心理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有长足进展,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主要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介绍与分析等几个方面。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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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2-0136-06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中共党史学理论而言,研究者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拟对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作一评述。

      一、近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学界围绕促进中共党史学理论发展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出版了若干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专门研讨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会议而言,有在2001年召开的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2年召开的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14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成立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用一个组织的名义,来有效地整合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力量,为促进中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1]。各地也召开了一些研讨党史学理论小型座谈会。2008年3月至5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苏州和南京召开了三次小型座谈会,分别就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进行座谈。2009年11月20日至21日,江苏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省级学会召开、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该主题学术研讨会,取得了良好效果[2](P4-5)。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者出版了一些党史学理论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党史文献学》(周一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王炳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等。代表性文章主要有:《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郭德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齐鹏飞,同上)、《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侯且岸,同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杨凤城,同上)、《努力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王仲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6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郭德宏,《学习时报》2002年7月8日)、《中共党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中共党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龚育之,《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郭德宏、董汉河,《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60年》(刘国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党史研究:减“五种倾向”加“四个要素”——答〈北京党史〉记者问》(石仲泉,《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等。

      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现状的评判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人文学科研究受到较大影响,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例外。齐卫平认为,对中共党史研究,党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实践有急迫的需求,理论界有较高的期待。但“社会认同度不高”,中共党史学科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目前党史学所处的尴尬境地。所谓的“边缘化”,在他看来:一是社会边缘化,即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相脱离;二是学术边缘化,即一些其他学科渗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专业党史研究者和工作者反成为陪衬,失却了研究的主导地位[3]。对于后者,很多研究者有同感,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确实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但如何处理好理论、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着力研究。

      有人不认可把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判断为边缘化或萎缩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党史学家龚育之,他指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4]。张静如分析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短期内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不太现实。但从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由冷转热的趋势来看,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在内的中共党史学理论还是有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5]。对于当前党史学科的现实状况,应本着理性精神来评价。中共党史学属于基础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研究热潮使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与外力作用推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政治需要不无关系,当下的环境已不可等同视之。

      出于对学科未来发展的考虑,有人提议把中共党史设为一级学科。如丁俊萍认为:“党史党建学科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6]一级学科名称可以考虑定为“中共党史与党建”或沿用现有的学科名称,下设“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根据学科建设的要求,设置若干个相应的研究方向[7]。

      此外,有的学者呼吁应尽快杜绝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学术规范建设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8]。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共党史学理论包含学科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学科功能等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近来再次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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