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2-0098-05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是可为西路军和党史、军史及甘肃地方革命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二是有助于丰富、充实红军革命精神的内涵；三是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革命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受到启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上，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体可靠的史料，为相关纪念场馆提供帮助，充实爱国主义教育内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并满足西路军将士后代及各地群众的殷切期望，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七、张国焘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这是西路军研究的焦点之一，其中也有难点，总体上可概括为两大观点：一是传统的张国焘路线论；二是新时期以来被多数人认同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论。两大观点又各自衍生出一些次生观点，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某些区别和差异。 （一）张国焘路线论。将西路军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从1937年3月开始，到1980年代初，一直占统治地位，此后日渐衰弱，又衍生出某些次生观点，但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 1.“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说。前者是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的话，原文是：“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后者则是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话，原文是：“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告了国焘路线的破产。”这是张国焘路线论的总根源，因为出自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领袖笔下，影响深广，并不断衍生出或轻或重的次生观点。首先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批判的，是曾接任西路军9军参谋长的李聚奎。他，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33)。接着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检讨的是陈昌浩。他在1937年9-10月间写的两份关于西路军的检讨充满矛盾，先是强调西路军的行动是在中央指示下的，后又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新时期以来，一直坚守这一观点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的孙焕臻教授。他先是发表《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认为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对西路军所作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并从“西路军的由来”、“西路军失败经过”、“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三个方面作了阐释(34)；九年后又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辨析，认为应恢复第一版对西路军的政治结论(35)。张国焘则承认，他主张“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36)这些话，成了新时期以来张国焘路线论者的重要依据。 2.“擅自命令”说。张亦民先生认为，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擅自下令所属红军西渡黄河”(37)。持此说的还有史静波(38)和许宪章、孙克立(39)。史文说，“张国焘擅自命令三个军渡河”，“张国焘违抗党中央命令，并密令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继续西进；同时，还命令未渡河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准备继续西渡”；“在张国焘的得力助手陈昌浩的领导下，将渡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许文则说，“张国焘野心不死，仍然坚持分裂逃跑路线，企图在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此说因无事实依据，当时就遭到丛进先生的据实批驳(40)。之后，此说便销声匿迹。 3.“假借”“蒙骗”说，认为张国焘假借“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根据地的名义，蒙骗西路军西渡黄河，西进河西走廊。此说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悲壮的历程》(41)和《气壮山河》(42)的前言中，没有论证，但影响很大。此后，许宪章等的《红西路军大事记》沿用此说，称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欺骗广大指战员，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等主张。史静波的《红西路军大事记》也说，“张国焘借口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再次欺骗红军，叫嚷“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2007年，耿仲琳老先生仍坚持类似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毛主席和张国焘的路线是针锋相对的，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两条路线：毛主席‘停止南敌’，打，用‘打’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张国焘‘全军西渡’，跑，盲目地‘跑’，结果葬送了两万红军。”(43) 4.“西路军失败完全是张国焘路线造成”说。该说认为，“西路军的建立及西进决不是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是张国焘向西北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44)。与此说接近的说法还有两种，只是内容和程度有区别。一是程世才1945年写成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以下简称“程文”），二是叶心瑜1981年11月28日写成的《西路军问题选编》(45)（以下简称“叶文”）。程文认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产生西路军的失败”；“当时的直接领导者陈昌浩的个人英雄主义，算是彻底的执行了国焘路线”。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程文还讲了具体的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军事指导上的毛病”，“军事方针是与敌人决战的方针”；指挥上的毛病：“兵力过于分散”；“政策上的错误”，如讲统战是与敌人妥协，没有正确实行回民政策，没有做群众工作。客观原因是：“我方无根据地作战”，只有消耗，无补充；敌是骑兵，我是步兵，作战没有经验；地形不利；气候上也有关系。这些是有参考价值和可取之处的。叶文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这里虽未提路线，只说“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程度似有减轻，但实质是一样的。叶文较长，共有6万余字，摘录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参考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但问题有三：一是从固有的思维定势出发，大都摘录那些有利于往张国焘路线上靠的文献资料，有先入为主之嫌；二是在有些材料后面加的按语或解释，显得牵强或片面，加之没有从宏观上各方面联系起来的分析，就更显片面；三是根据仍不全面，如共产国际对西路军重大影响，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路线相关情况的根据，就没有选编，对陈昌浩1937年秋写的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选编不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