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西方的援助:孔祥熙1937年欧美之行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会欣,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参加英国新君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并顺道访问欧美各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孔祥熙此次出访是抗战前夕中国政府争取西方援助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吸收外资,配合国内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在暗中购买军火,争取外援,从而为中国政府在即将爆发的对日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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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前往欧美各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其间,孔祥熙先后访问了英国、瑞士、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并与张伯伦、希特勒、墨索里尼、罗斯福等各国领袖会面。此次出访,表面上他是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参加英国新君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而其顺道访问欧美各国,实是抗战前夕中国政府争取西方援助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正如孔祥熙在回国后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所说,此次出访乃“秉承总理利用外资遗教,吸收国际资金,以充国内生产建设之用,并以年来内债数目几于二十多万万元,拟设法借于低利外资,偿还高利内债,俾社会金融益形活泼,国库支出亦得以稍资弥补”①。而实际上孔祥熙欧美之行的目的不仅是要吸收外资,以配合国内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时亦在暗中购买军火,加强国防力量,从而为中国政府在即将爆发的对日抗战中争取外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孔祥熙出访欧美的背景

      要了解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目的,首先应注意的是抗战前夕复杂的国内外政治与经济背景。

      从国际方面分析,自1929年起困扰西方国家多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至此时已开始复苏,欧美各大财团又开始寻找和开辟海外市场,中国则正是投资者的重要目标。在这场争夺对华投资的竞争中,由于德国不是新银行团的成员,不受对华投资借款种种条款的约束,再加上当时正值德国复兴之际,也刺激其积极寻找向海外投资和扩张的机会,因此德国财团率先进军中国。1934年5月,德国奥托·华尔夫公司与国民政府铁道部签订了玉(山)南(昌)铁路借款合同,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第一个向中国提供贷款修建铁路的国家②。在这之后,英、法、比等国财团亦蜂拥而至,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宝成铁路(比)、京赣铁路(英)、湘黔铁路(德)、成渝铁路(法)等借款合同,原本为控制对华借款而成立的新银行团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再也发挥不了垄断的作用,就连一向对中国提供借款极为冷淡的美国财团此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37年春天,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皮尔逊专程访问中国,并与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多次洽谈,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大额度的信贷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表示,很多外国人不得不对近年来中国在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产生深刻的印象,他相信,“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詹森还报告,中国已得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笔贷款,因此他提出,美国政府是否也应积极参加对中国的投资④。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当时西方国家不论是政府还是财团,在对华投资的意向上已发生深刻的变化⑤。

      在国内,政治与经济局势亦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出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难得的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从政治形势来看,自两广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逐步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开始进行秘密谈判,政治局势趋于统一,国民政府的威望亦有所提高。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内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对内政策方面,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对外方面则表示,若日本的侵略“超过忍耐之限度”,中国政府惟有“出于抗战之一途”⑥。

      此刻经济形势的变化更为明显。由于1935年11月币制改革的成功实施,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物价缓缓上升,失业率明显下降,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全面整理外债,开始清还拖欠多年的外债,债信有所提高,国民经济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若干困难。首先,政府推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刚刚开始,国家计划兴建众多大型现代化企业,需要资金,特别是铁路建设急需大批投资;其次,由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无法举借外债,只能向国内银行借款,然而历年来内债发行过多,且利息较高,已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影响,虽然财政部对于内债刚刚加以整理(发行统一公债),但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有强有力的资金作为发展经济的后盾。更重要的是,此刻日本正逐步加紧对华北进行蚕食,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对此国民党内高层亦有较清醒的认识。

      正是处于这种局势之下,国民政府必须在国际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一方面介绍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了解欧美各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赢得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更重要的则是争取西方列强在财政、经济与军事方面对华提供援助。时任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就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注意力就是要满足军事和外交上的需要,重点则是转向欧洲市场,特别是从伦敦、柏林、巴黎和罗马那里寻求财政信贷和借款⑦。

      此时正好乔治六世刚刚继爱德华八世成为英国国王,预定于1937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这在英国是一项极为隆重的仪式,不仅要邀请欧洲各国君主和王室人员出席,世界各国亦都会派出重要领袖参加这一盛典。顾维钧听说日本皇太子不仅亲自参加,还计划访问德国,因此他建议国民政府选派重要领导人前往英国,并顺便出访欧洲各国。在顾维钧眼中,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正廷、颜惠庆等都是恰当的人选⑧。国民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组织代表团出席典礼,而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更是担任国家特使的最佳人选,至于副使,最初除了陈绍宽之外,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曾是蒋介石考虑的对象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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