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1）10--0078--08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行政区域施行都统制度，其下仿照内地设立镇守使、护军使等，20世纪20年代中，又在包括三特别区域的蒙古地区先后设置蒙疆经略使、热察绥巡阅使。学术界对于蒙疆经略使和热察绥巡阅使已有一些研究。关于前者，日人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对张作霖任职蒙疆经略使的前后经过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述。园田氏在奉天从事报业多年，对张作霖及其奉系的发展比较熟悉，故其所掌握史料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不足之处在于较少涉及当时中国政局变动，也极少涉及张作霖在此时与日本、苏俄的关系[1]202－216。前苏联学者格·斯·卡列季娜似乎注意到园田氏在这一方面的缺漏，利用大量的俄文档案、报刊史料深入地分析了张作霖在蒙疆经略使期间的对外考虑和作为[2]234－238。关于热察绥巡阅使，研究者刘迪香有专文论述，遗憾的是文中多有概念含混错乱之处，如认为北京政府地方政治方面存在所谓“使职”“政治化”现象[3]，实际上这些“使职”本身军政合一，不存在“化”与“不化”的问题。有些词典编纂者甚至就热察绥巡阅使的行政隶属有着任意书写的倾向，无端地称其“直隶于陆军部”[4]1481。内蒙古地区的一些学者更多关注北洋军阀对内蒙古地区蒙古上层的政治笼络、控制乃至对蒙古民族的利权侵夺，而就其彼此间在内蒙古地区实力的消长与北京政府地方军政机构设置涉及较少①。笔者认为，只有将蒙疆经略使、热察绥巡阅使的先后置废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北京政府地方军政制度的运作，以及北京政府后期直奉两大军系斗争的复杂。 一、蒙疆经略使的置废 蒙疆经略使职衔的提出，可上溯至民国初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袁世凯以蒙疆经略使为诱饵，试图对其进行拉拢，未遂[5]32。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奉系张作霖出手帮助直系，使得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迅速垮台，北京政权继而由直、奉两系共同控制。然而，胜利者的暂时“同盟”很快因利益分割不均而出现裂缝，使得夹在两系军阀斗争中间的靳云鹏内阁左右为难。1921年2月4日，白俄势力恩琴部攻占库伦，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迫使当地北京政府驻军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决定由直、奉两系分头出兵平叛。此时，直、奉两方正酝酿内战，奉系张作霖在得到出兵令后，借机索要巨额军费。但张氏在得款后按兵不动。为最大限度解决前述内争外卫问题，1921年春，靳云鹏邀请直、奉两系巨头曹锟、张作霖到京会议。虽得靳氏再三电邀，张作霖迟至4月15日才来到天津，一直注意对手行踪的曹锟于次日抵京，两人提出会议改在天津举行，靳只得听从。因另一与会者王占元未能及时赶到，直至4月25日，天津会议才正式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斩获不小的三方曲终人散，其中，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达到了兼署蒙疆经略使的目的，并在关外及热察绥三特别区扫清了非奉系势力[6]627－637[7]609。 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发布征蒙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管辖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特别行政区域②，全权负责征蒙防蒙事宜。这实际上是对天津会议暗箱交涉的认可。但张作霖并不以此为满足，特于6月16日通电吉林、黑龙江、新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区，告以凡是关涉蒙边军事，直接与国务院接洽，显然不愿就任蒙疆经略使职。7月10日，外蒙古建立君主立宪政权。虽然对蒙事务更显迫切，靳云鹏也多次电恳张作霖从速就职，但张氏却急欲首先获得热、察、绥三省地盘，“初，作霖已命张景惠所部第一师进驻张家口，中央授为察哈尔都统”[8]240，进而打算将北洋老帅姜桂题逐出热河。张作霖一面命令汲金纯率所部第28师从锦州进驻承德[9]555，又采取以退为进办法，试图使中央就范。8月9日，奉张重施故伎，再电中央请辞蒙疆经略使职[10]，因见北京政府没有动作，旋于12日再电中央请辞，甚至主张“保热姜继”，北京政府见其“语气颇似负气”，只好“复电慰留，许其来京一行”，张作霖于是将张景惠召回奉天[11]。随后数日间，张作霖即放出准备赴京的消息，意图“辞却蒙疆经略使之职”并“向中央陈述原委”[12]。30日，张作霖再次提出辞职一事，国务院只好复电，“执事所拟复库计划，中央始终尊崇善后办法，应由尊处全权妥订，款亦饬部赶筹。事关蒙局前途，奉谕万勿固辞”[13]。张作霖对此近乎含混的答复并不满意，特于9月3日再次请辞蒙疆经略使职。时过一周，因未见中央明确回复，11日，张作霖径直派奉天督署参谋长乔赓云进京，“将经略印缴呈公府，留呈辞职，并令乔不俟政府批准先行回奉”，12日，乔赓云即回到奉天。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只好急忙磋商慰留张作霖办法，决定“牺牲姜桂题，付以检阅使虚名，以热河畀汲金纯继任，并电劝张作霖速进行复蒙”[14][15]796、817，一面表示“库、恰尚未收回，蒙事正待进行，碍难照准”，一面“派专员赍还经略使印”，“据闻张使虽将印信暂为收下，然仍不欲担任该项职务，决定不干，并有拟将已派征蒙军队，一律调回关内云”[16]。 时人有署名“庸”者对张氏所为予以痛切针砭： 张作霖之征蒙费，索去已五百余万。而所组征蒙军者，尚未越雷池一步。今又以得经略为武器，而弋取热河，张真北方之骄子也。 充张作霖之力量，亦非虽能一战而尽逐俄人，收蒙古于完全统治之下。即无张作霖，俄党之勾结蒙人，亦不过如今日之组织蒙古临时政府而止，未必再为进一步之扰乱。故张之蒙疆经略，实可谓与蒙局了无关系。吾意张作霖苟不甘直系之新发展，而援机会均等之例，要索权利，以保奉直势力之平衡，不失为军阀本来面目。又何必装腔作势，以退为进之故智，作此丑态哉？[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