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1－0085－14 二战结束后的东北形势云谲波诡、端绪至繁。在众多问题中，旅大主权问题仅是冰山一角。其中国民党军队欲在大连登陆而遭苏方拒绝事件，更是乏人问津。从笔者目前所接触的材料看，薛衔天和汪朝光研究员曾对此事给予关注。薛衔天研究员在《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① 一书中梳理了此事件发展的大体脉络，但对其评价略显不足。汪朝光研究员在《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② 一书中简单论述了国民政府与苏方交涉的过程，其所用史料值得笔者借鉴，但未将美国因素纳入考察体系。此外，中国学者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挪威学者文安立③ 在相关著作中均曾简单提及此事，但未详述。其实，此事虽然关注度较低，但它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进程，影响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共双方兵戎相见、东北烽火连天。因此，系统梳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分析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研究战后东北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拟运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档案进行互证，力求史实准确与全面。 一、中共军队抢先经大连登陆进入东北的努力 抗日战争甫一结束，国民党与中共的党派之争就凸显出来。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态势：“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④ 为了“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部署，目标直指物产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地区。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经过八年抗战，“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⑤，如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等。这些根据地如同一道屏障，牢牢地包围着已被苏联占领的东北解放区。其中一些根据地与广袤的东北大地为邻，无论通过海路还是陆路，中共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为中共抢占东北、填补因日军投降而出现的权力真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反应非常敏捷，行动非常迅速。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0日晚至11日，连续发布7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⑥ 对万毅、张学诗、吕正操、李运昌所率部队，进行了快速部署，矛头直指东北地区，直接摆出对此地区志在必得、主动出击、造成既成事实的态势。此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于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为了将主力集中于东北地区，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9月19日，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将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当时，苏联红军按照国民党与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关东军的投降，正占领东三省。中共中央做出如此大规模的以抢占东北为目标的新一轮战略部署，是基于客观分析时局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的电报中指出：中苏条约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道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⑦ 可见，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苏共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苏联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有了大规模向东北派兵的勇气。就时局而言，“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基础争取东三省和热、察。”⑧ 正是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军队远离东北的现实、苏方对中共的放任态度以及较之于国民党自身的地理优势，中共做出了大规模向东北派兵、抢占东北先机的战略部署。 为了抢占先机，刘少奇在1945年8月28日对首批出发去东北的干部的报告中要求“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⑨。在这里，刘少奇提到了向东北进军的两个途径：铁路和陆路。其实，在挺进东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海路。对于作为主力向东北进军的山东军区的官兵而言，海路是非常快捷的途径。因为山东解放区的烟台与大连隔海相望，海上距离仅有159.8公里，在所有解放区中，其与东三省的距离最小。然而，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旅顺是国民党与苏联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大连也处于苏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对于中共军队进入苏军的军事管制区，苏方持何种态度，中共中央并非信心十足。它在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电报中指出：“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⑩ 为了弄清苏联驻军对中共军队在旅大地区登陆的态度，中共胶东区党委先后派出两批人马渡海到辽东半岛侦察。第一批是城工部长陈云涛带领的6人，第二批是吕其恩、柳运光、邹大鹏、于克等人。经过侦察，他们认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并将此结果反馈给中央。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11) 此后，在山东分局的有力部署和精心组织下，从1945年10月至12月上旬，广大官兵克服了夜行军、缺少船只、穿越国民党海上防线等困难，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最大的渡海行动，使中共的力量先于国民党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有利地牵制着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同时，通过此次渡海行动，中共军队与苏联红军协作行动，扼守住了大连、葫芦岛、营口、安东等海口，给国民党妄图通过海道进入东北的计划造成极大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