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学术界在研究大跃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时，大都依据公开的报刊资料，从宏观上赞颂妇女解放的重大功绩而缺少微观过程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许多性别歧视和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因此，本文主要以相关档案为基本研究资料，辅之口述史料等文献，发微抉隐，考察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男女平等的真相。 一、初衷：弥补农业劳动力的缺口 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依据男女生理上先天差异等情况，自然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这本来是性别间合理分工，并没有歧视妇女的含义，只不过囿于生产力低下等原因，这种分工逐渐附加了“男尊女卑”的意涵，单纯从事家务劳动被视为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随着社会解放而获得了解放。然而，华北农村妇女没有“参加农业生产的传统”，“只是在农忙时参加辅助性劳动”①，她们大多依旧从事繁琐的家务劳动。 1955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步入高潮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随着农业社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部门的增多，需要劳动力的数量也逐年增加，劳动力短缺问题初现端倪，这势必要求发动家庭妇女补充到生产中来。“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不过，由于农业合作社大多单一经营农业，仅是季节性和局部性劳动力不足，妇女一年中参加生产的时间并不多，仍然以家务劳动为主。 1958年5月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加快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陡然激增。人民公社大办工、农、商、学、兵等各项事业，推行耕作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③。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农业人口数为3299.2万人④，而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抽调到钢铁战线上的劳力曾达到400多万人，各种运输车辆达11万多辆，派去专门修建水库的劳力也有六七十万人”⑤。在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的情况下，男劳力使用迅速达到极限，“挖掘”家庭妇女成为弥补劳动力缺口的唯一现实选择。“为此就要教育妇女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打破‘妇女总归不如男子’的传统的迷信观念，……相信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干得好”⑥。 河北省委把广泛发动家庭妇女参加生产作为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中心环节。“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为广大妇女群众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各级党委并督促各级妇联，进一步地、充分地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使所有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都能参加到生产劳动中来。”许多县乡举办了跃进大会、誓师大会、妇女工作跃进计划展览棚、展览会等，运用图表、幻灯等手段，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跃进远景规划，克服人们的保守、封建思想，启发妇女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各地还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宣传方法，经常在大会小组、地头场边等地辩论，“作什么辩什么”、“真人实事对比的辩论”和“大辩套小辩，辩深辩透”⑦。如河间县“诗经村乡西刘庄村，妇女出勤率很低，红白喜事铺张浪费，部分妇女还有赌钱的恶习。运动中该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选择了丁桂枝和刘兆有两户人口、劳力和收入相近似的家庭，进行了对比。丁桂枝家年年有吃有穿，日子过得挺舒畅，刘兆有却年年少吃没穿，愁眉不展。会上，展开了为什么刘兆有家粮食不够吃的辩论，妇女们一方面找漏洞，一方面也结合着交流了节约粮食的经验。这样经过大小35次辩论，妇女们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妇女出勤率由20％提高到80％。”⑧ 然而，农村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的习惯其来有自，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封建压迫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通常情况下，除了没有劳动习惯甚至有依赖思想的妇女以外，家庭劳动力多、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务繁重或者身体状况差者几乎都不参加生产，故初期妇女动员工作很不顺利。据1957年调查，隆尧县尧城镇乡“只有70％的妇女下地生产，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多妇女四不干（脏、重、冷、热不干）。乡社干部称妇女是生产中的‘碉堡’‘落后层’”⑨。而该乡却是妇女工作先进典型之一，曾经在全国妇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书面发言；先进乡的妇女生产情况尚如此，其余大多数乡自然等而下之。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更助长了部分妇女的懒惰、依赖思想。据宁晋县王村生产大队调查，“部分妇女认为干不干也吃三顿饭，反正按级发工资，多干了也没用。因而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如田秀荣……过去下地她叫人，现在下地等人叫，有12名带孩子的妇女借口孩子有病旷工”⑩。当时除了少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以外，大多数妇女仍不愿参加生产劳动。1958年秋，唐山专区妇联在滦县田疃村调查，全村85名妇女劳动力中，“思想进步，关心集体，劳动积极的21人，占25％弱；政治觉悟不高，样样工作随大流，当社内生产与家务遇到矛盾时，就不参加社内生产，有的因家中劳力多而不愿参加劳动的42人，占50％弱；思想落后，自私自利，对新事物有抵触情绪，根本不参加生产或很少参加劳动的有22人，占25％强。”排长王荣说：“每天下地挨门找人，找到70％的人就得走，如再等连这些人也看不住，就溜走了。”(11)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等原因，各地在动员妇女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迫命令等现象，特别是在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时更是如此。许多干部片面理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存在着“不干活就不给饭吃”的简单思维，粗暴地强迫女社员参加劳动。在生活集体化和组织军事化的情况下，公社干部完全掌握了社员的饭勺子，故这种作法成为屡试不爽的拿手法宝。此外，他们还采取贴大字报等当众羞辱方式，强迫妇女参加生产。柏乡县南阳公社女社员肖云风不参加劳动，有人就给她贴了一张大字报：“肖云风不作活，东家串西家坐。脏不干重不干，吃救济你当先。”(12) 在强迫命令风盛行情况下，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也不能幸免，如蓟县小张各庄生产大队是最好的一类队，“孤寡老人乔亚萍说：人家都有个人去开会知道挣多少分，分多少东西，多么心明眼亮，我一个孤老婆子，白天忙一天，晚上累了就想歇歇。陈旺妻，今年65岁，男人在外，她说‘我这么大岁数，两只胳膊又残，一个人过日子，不劳动不行，干一天活就累得连一步都不想走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