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1－0144－05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是可为西路军和党史、军史、甘肃地方革命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二是有助于丰富、充实红军革命精神的内涵；三是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革命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受到启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上，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体可靠的史料，为相关纪念场馆提供帮助，充实爱国主义教育内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并满足西路军将士后代及各地群众的殷切期望，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对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的相关著作和文章有几十篇（种），专题研究过的人物有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彭德怀、陈昌浩、董振堂、陈海松、孙玉清、张琴秋、熊国炳、曾日三、李特、张国焘，以及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而牺牲的牧师高金城烈士等。 一、周恩来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专题文章有三篇：拙作《周恩来营救西路军》①、《周恩来与西路军》② 和袁树勋等人的文章《周恩来与红西路军》③。《周恩来营救西路军》影响较大，缺憾是无评论，所述也并非周恩来与西路军关系的全部。《周恩来与西路军》是规范的学术论文，克服了上述两点缺憾，较全面地论述了周恩来与西路军的关系：（1）周恩来是“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最早提出者和重要实施者之一。1936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最早在致张国焘等的电报中提出，红军“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时，周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红军北渡乌江后中央决定的“全权指挥军事”“三人团”的第一负责人，对上述战略方针的提出，无疑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周恩来参加过的沙窝会议、俄界会议、瓦窑堡会议，都重申坚持这一方针；而红军先后东征山西、西征甘宁边区，也都贯穿着这一方针；并且，他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的《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与毛泽东、彭德怀共同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从6月6日到9月19日，在有周恩来签名的电报中，至少有6封明确地指出过红军有“打通苏联”的任务。（2）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基本任务的规定，周恩来是主要策划、部署和批准者之一。例证除1936年10月4日、5日、9日、25日、30日及11月3日等有其签名的电报外，最重要的是他10月8日参与制定了《新作战计划》，该计划明文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而且，紧接着他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正式批准了西路军成立及其领导机构的名称和成员。（3）对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毛泽东、周恩来最初曾有过担心。毛、周的担心体现在11月11日及稍后的两封电报中，主要怕西路军缺冬衣等困难较多，打不过敌人，无法单独接近新疆。徐向前、陈昌浩复电：有把握消灭“二马”，完成任务，现不利于东返；朱德、张国焘复电称：“西路军已再无东返可能”，“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打通远方得到接济”，并要求策应他们。毛、周这才于11月17日第一次明确电示徐陈“直接打通远方（苏联）”。紧接着，周与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于19日电示徐、陈，以一部出民勤，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以策应山城堡战役。周曾一度反对将西路军主力置甘州（张掖）以西，12月6日他才与毛、朱、张国焘电报又指示西路军“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酒泉）”。这是因为11月24日徐、陈给6名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称“难以在甘东地区灭敌”缘故。（4）从12月中旬到1937年3月中旬，因忙于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与西路军无直接电报联系，但曾转达过张学良亟盼西路军东返策应西安的要求；与南京政府谈判中，也曾多次提出保护西路军的要求。（5）从十个方面概括了周恩来对西路军的大量营救工作，并指出：“他对西路军是同情和理解的。”可以说，对西路军与周恩来之关系的研究中，到目前为止，此文仍是最全面详实的一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全文转载，但也有缺憾：未涉及周恩来对西路军路线是非的看法。这主要因为看不到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有关政治局会议的记录。 《周恩来与红西路军》作为学术论文，虽欠规范严谨，但仍有参考价值。如该文认为，西路军在永昌时如按周恩来意见东返，当损失较小；周恩来首先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学友施奎龄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马家军的参战人数等，皆可资借鉴。 二、陈云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当首推《陈云年谱》④ 和《陈云传》⑤，因体例不同，两部著作各有千秋，互补性很强。前者首次披露了与西路军相关的重要文献和陈云行迹，但较简要；后者较详尽，不但有前者所没有的文献资料，如陈云在迪化（乌鲁木齐）写给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的信，回延安后就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后的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汇报等；也有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情节，如陈云一行从莫斯科出发的情况，在霍尔果斯口岸滞留的情况及亲眼所见的援助物资，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的情况，不同意左支队解除武装进迪化的交涉，左支队在迪化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等。两者的共同贡献是：（1）真实地记述了西路军西进新疆的国际背景，以及共产国际物资援助和派代表团接应的情况；（2）由于陈云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的代表团团长，其中的文献和记述有极强的权威性；（3）由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几乎无法再在西路军头上戴下去了。 相关的其它文章有四五篇，大都是在上述两部著作基础上的阐释、补充和推演，亦有各自的意义。首先应该重视的是朱佳木发表的《陈云与西路军》⑥，该文至少有三方面价值：（1）作者曾任陈云秘书，对《陈云年谱》中相关文献的背景作了说明；（2）对《陈云年谱》中两处少欠严谨的话语作了合乎逻辑和情理的解释；（3）披露了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陈云的准确评价：“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这些都很可贵，他人难以取代。其次是林蕴晖的《〈陈云年谱〉披露“西路军”问题真相》⑦。该文以《陈云年谱》披露的相关证据为主，结合其它相关证据，集中论述了三个问题：（1）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决定的；（2）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3）西路军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并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11月7日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肯定西路军的功绩。该文缺点是，缺少学术论文应有的注释。再次是冯亚光的《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原委》⑧，该文用历史事实阐释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原因，有助于对陈云相关意见的深入理解，相关资料可资参考。最后是拙作《陈云对西路军和西路军问题的贡献》⑨，该文优点是全面、系统、规范，较严谨，亦有点新证据，缺点是无突破性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