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受到持续关注，研究成果层出叠现，留下的“故事”(story)与“迷思”(myth)既多也极具吸引力的历史话题，过去80余年国共两党的恩怨，大抵皆发端于被后人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一事件。在两党关系史上，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这一被戴季陶喻为“孙悟空对付牛魔王”的独特“合作”方式，尤其引发研究者兴趣。经过众多学者辛勤的史料搜集和富于创造性的劳作，应该承认，至少在史实重建及对基本历史现象解读的层面，已取得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读者看到的文论大多偏重政治学的诠释，殊少注意文化涵义的挖掘，对本质上属于“文化”现象的“身份认同”(identify)问题，更是基本没有涉及。从逻辑上分析，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榜独立的“政党”，其党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加入他党，同时又保留原先的党籍，成为“跨党”党员，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因为“认同”不是单纯的身份归属界定，而是“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进而直接“塑造群体成员大部分的行为模式”。①就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而言，部分党员同时隶籍两党，亦不免身份认同问题的发生。症结在于，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究竟何在？在这个问题上，部分共产党人面临认同困境，党内亦因此形成对于认同危机的警觉，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对原先视为“异党”而现在组织隶属关系上却应属“本党”的国民党的立场与态度。作为对应一方，国民党对其“新党员”的归属判断也因左、右两派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部分国民党人也因身份认同而深感困惑，使问题更加纠结复杂。质言之，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包含逻辑矛盾的“党内合作”政治决策，国共两党在自我认同及被认同两方面均发生困难，国民党“右派”及“中派”坚持视中共为“异己”，必欲排斥或改造，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遂成为国共关系史上解不开的死结，矛盾冲突大量衍生。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发生的复杂党际纠葛，一度“容共”的国民党最终走向“清党”、“分共”，以及中共提出“退党”，已有众多学者从政治利益冲突尤其是从国民党“右派”对革命事业背叛的角度做了富有价值的探讨，本文详其所略，选择“身份认同”视角，寻求有别于既有研究的观察与认知。 一、人己界别意识与“党内合作”指令 国共两党本是有着不同历史、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社会基础的“政党”，缺乏合作的政治基础。促使两党暂时走到一起的因素极为复杂，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革命所需固属重要原因，但国外因素特别是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干预才是决定性的。国民党因选择英美路线未得到所欲联络国家的响应，实用主义地走上“联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未将中共视为需要认真对待，更不认为两党可以在政治上对等交往的国民党，出于争取苏俄经济及军事援助之需，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其党的附加条件。中共最初也无意加入国民党，仅主张“党外合作”，搞联合战线，因加入国民党将面临“异化”的危险。限于力量弱小及组织约束，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命令。所谓“联共”与“容共”的不同表达，以及中共对加入国民党不是以“党团”而是以“个人资格”这一加入方式的强调，反映了国共双方在谋求“合作”之初的力量比对、身份认同及由此形成的人己界别意识。 从政治实力和影响上看，被史家表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件在双边关系上都不能说是真正对等的，“容共”才是符合两党最初身份地位的准确概念表达。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尽管遭遇挫折，却仍然具有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巨大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富影响的领袖。由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即便是在1922年8月败走上海的不利形势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人物。美国驻上海领事坎宁安说：“在南方受到排斥以后，他已经变成比南方共和国首领甚至更加伟大的全国性人物。一大批北方卓越的、知名的军政官员都在寻找他的支持。”代总统黎元洪曾派代表邀请孙去北京，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也先后拜访了他。《纽约时报》所载美联社报道称：“孙中山已成为在上海召开的一系列的小团体会议的中心和拱心石。他的公馆也已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举行以政治为主菜的无数次午宴的场所。”② 相比之下，成立之初的中共殊少可以凭借的资本。1922年，当国共两党接触之初，中共全体党员数量不过数十。截至1923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不足250人，除了务虚性地开展宣传之外，没有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社会影响。③当时身在广东、已经开始“对马氏(马克思)发生信仰”的彭湃引为“最憾”之事，就是缺少“同志”，以至“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并哀叹“哎！同志在哪里”。④1923年6月，当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由于吴佩孚对铁路工会的镇压，共产党的影响严重削弱，陷入组织混乱，以至共产党是否能继续存在也成为问题。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他从不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他称呼中共时总是谨慎地用“那个小团体”或“这个小的组织”的说法。按照他的逻辑，他只是把那些自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集合在真正的政党——国民党的旗帜下，希望以后能够建立中国共产党。⑤另据罗方中回忆，1924年他读到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甚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因此，很快就邀集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⑥可见，由于力量及影响的差异，至少在北京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国民党比共产党具有更大的政治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