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陆学界对台湾问题的研究日愈深入。本文拟对大陆学界1990年以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论文成果进行述评，供研究者参考和借鉴。 一 “日据时期”是台湾地方史上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它是指1895年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政府，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惨败后退出台湾，中国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之间的50年历史。在这50年中，一方面是日本殖民总督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层面对台湾民众及社会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台湾各阶层人士始终采取强烈的或较温和的手段来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二者是相伴日据台湾始终的一对矛盾，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下面按专题对研究论文进行分类述评。 （一）政治 1.台湾民族运动 日本殖民者据台50年，无论是政治上的“存异”，还是文化上的“求同”，或者是统治细节上的鸦片渐禁政策、统治策略上的“以华制华”，无一不体现其推行殖民政策的本质。①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台湾民众前仆后继地进行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和非暴力形式的抗争。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季云飞宏观考察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后，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95-1911年是自发地以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第二阶段：1912-1918年是以武力为主，呈现出半自觉性和革命性的特点；第三阶段，1919-1930年以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形式，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性团体及共产党组织推动台民反抗；第四阶段：1931-1945年主要以武装暴动为主，并且采用种种反战斗争，支援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具有自发性特点。② 由于台湾民众在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曾有过“台湾独立”的口号和做法。学术界曾对割台后台湾民众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的性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③然而现今某些“台独”历史著作往往无视其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断章取义地将此类事件肆意歪曲为“台独”的前期历史。学术界又再次撰文分析在日据台湾各历史时期台湾民众反日独立运动中所提出的“台湾独立”问题，以批驳某些“台独”分子对历史有意的错误解读。如莫世祥认为：“当年台湾反日志士所使用的‘台湾民族’和‘台湾独立’的概念，包含着认同汉民族和中国、反抗日本殖民者统治的特定内涵。”④宋帮强认为“台独”理论家将“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曲解为“台独”的前期历史，并把这些斗争的口号加以断章取义的篡改和歪曲，是为其分裂中国的罪恶图谋寻找历史根据，混淆视听，欺骗民众。⑤有学者提出：“无论是‘台湾民主国’还是台共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都是为了台湾回归祖国而采取的变通策略，而非主张‘台独’”；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是台湾民众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的抗日口号，其目的是为了使台湾回归祖国。⑥陈小冲认为，日据初期曾出现过的大批武装抗日集团归顺日本殖民者的现象，史料证明这类归顺大多不是真归顺，抗日集团只是以此获得短暂的喘息时间。⑦王晓波等深入剖析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后，认为“李友邦的抗日革命运动，有两个基本主张和阶段，一是台湾独立，一是归返祖国，也就是‘先独后统’”；论文作者着重强调对日据时期抗日台胞所主张的“台湾独立”问题“必须在其历史的脉络中才能理解”。⑧ 日据台湾50年，殖民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台湾民众此起彼伏的抗日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台湾较温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非暴力抗争。台湾资产阶级的非暴力抗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关注较少，1990年以后此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使得该问题成为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的另一重点。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目睹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日本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下相继失败，他们试图遵循非暴力、合法抗争的斗争原则，通过走上层路线，谋求自上而下迫使台湾总督府改善台湾人民政治待遇的目标。因此林献堂等人先是拥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和日本国内一些同情台人遭遇并不满台湾总督府残暴统治的官员创立同化会，以后又领导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陈小冲认为：台湾同化会的成立一改日据初期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消极姿态，“是他们第一次抗争的尝试”，“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力的新的斗争方式”。⑩钟安西认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目的是为争取“民族自决”，并疑其与“台湾独立”有关。(11)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陈小冲认为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纲领和口号，它所要求的是承认日本殖民者对台统治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其性质属于殖民体制架构内的改良主义运动”。(12)他还以林献堂本人的《灌园先生日记》为依据，揭示了林献堂社会生活中民族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复杂交错，认为“这种对时代及政局的选择性因应，体现了林献堂人生道路的多面性”。(13) 需要附带提及的是，随着对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研究的深入，学者还对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关注。陈小冲认为，台湾民众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从而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的冲突，最终导致民众党的分裂，日本殖民当局乘机取缔民众党，台湾民族运动遭到中挫。(14)张春英探讨共产国际与台湾共产党创立、解体的关系时，对台湾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做法进行了梳理。(15) 2.民族问题 日本历任台湾总督常把“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等作为口头禅，不断标榜以“同化政策”、“内地延伸主义”作为治台方针。但是中国大陆学者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领域所推行政策的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打着‘一视同仁’的幌子，推行的却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台湾人完全沦为当时社会的二等公民”。(16)日本殖民政府在侵据台湾的50年中，通过“理番政策”对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所谓“理番政策”，实际上就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该问题的研究以前较少，近年来逐渐有学者涉足，填补了台湾史研究的空白。曾国良对殖民政府推行“理番政策”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细致梳理，根据执行政策过程中“剿”与“抚”侧重面的不同，把“理番政策”的推行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1895-1906年4月为“怀柔放任时期”。主要“理番”举措有：赠送物品粮食、教其农耕及礼节、研究番语、普查户口等，其中尤以设立“抚垦署”最为重要；(2)1906年5月—1915年5月为“镇压时期”；(3)1915年5月至日本战败投降，为“抚育时期”。论文作者认为，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日本“理番政策”推行的效果甚微，“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了原始的形态，新型的行政架构并未在社会内出现”；少数民族经济结构在日资的作用下，基本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原始形态；另外日本对台湾少数民族殖民统治体系的确立，并未导致山地少数民族整个文化系统的崩溃，而由日本文化取而代之。但是“理番政策”客观上也确实使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确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收获量有明显增长，并且，货币的使用在山地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也逐渐占有一定的地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