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淞沪抗战爆发到南京保卫战结束，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战略的选择实质上奠定了之后中国抗战的走向。近年来，学界大多认为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阴谋，标志着国民政府决计全面抗战，使战局形成持久态势，由此，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初步确立。①也有学者认为淞沪抗战与南京保卫战时间、空间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②然而，4个月时间里，蒋介石经历了怎样心路历程？如何作出政战略抉择？这些抉择又为何导致如此的结果？既有研究对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似乎关注不够。笔者以为，军事的逻辑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仅就战争论战争恐难窥历史之真面目。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相关未刊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梳理，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笔者认为，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的战略选择主要服从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略需求，即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中日军事冲突。战略服从政略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战略实施的代价：淞沪抗战虽迟滞了日军短期速胜的作战计划，却也大量消耗了中国军力，并暴露了中国军队的弱点；此后日军采歼灭战围击南京，致使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南京失陷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始坚定了立足自身、实施长期抗战的决心。 一、淞沪抗战：“打给外国人看” 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之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改之前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决计全面抗战，学界对此多有阐述。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此后的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中，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各项对日作战决策，却无不体现了其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的期望，从而影响了中日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除考虑到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外，主要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呼吁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的必要性，强调这与国际和平密切相关。蒋此时的政战策略是“以战争为建设向导，以军事为外交后盾”。③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一不宣战，只说自卫；二不迁移政府。”④ 面对日军的挑衅，负责守卫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发起攻击，以期先发制人，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正在调停⑤，要求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⑥直至日军的进攻导致中国守军“行动势难延展”之时，蒋介石才发出“明拂晓攻击”的命令。⑦即便如此，何应钦在14日致上海市长俞鸿钧的密电中仍强调，现虽“决对敌根据地实施扫荡”，“惟外交谈判及与各国领事之周旋，仍请兄相机应付”。⑧ 战争初始，中国守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屡屡突破日军阵地，蒋介石似乎看到了军事胜利的希望：“本日沪战颇有进展”，“上海倭寇恐慌万分”，“（日本）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特别是“英提议沪上倭寇全部撤退，大可注意”，“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但日本拒绝了英国调停，令蒋介石“忧心倍增”。于是，蒋反复分析列强的立场：“开战以来外交形势当有利于我者为多”，“除意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骨格之国。此其现任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也”；“德国无甚偏袒，意国亦不敢明目助倭”；“英大使许格森被倭机击伤引起英国怨愤，现时或无事实表现，但预料其于将来中倭战争之胜负所关甚大”。⑨希冀大国介入之情溢于言表。但远水难救近火，为了牵制日本，在没有消除对苏联戒备心的情况下，蒋介石于8月19日毅然决定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促其加入战争”。尽管蒋介石认为，“中苏不侵犯条约签订发表当于现局利多害少”，“倭德意等‘法息使’国对中苏协定多现惶惧之态而未敢极端反对”，但为避免国际社会对其联苏政策产生误解，他还是亲自召见英国大使“说明理由”，并电告正在德国访问的孔祥熙向德国政府进行解释。⑩此后，国民政府在于8月30日和9月10日向国际联盟提交的声明书中，除继续呼吁国际调停中日冲突，并特别表明如下两点：中国“维护和平的方针”不变；中国的抵抗是“不得不进行自卫”。(11) 在淞沪前线，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而至，至9月中旬已达10万余人。9月1日至7日，吴淞、宝山相继失守，至17日，中国军队“伤亡奇重”，全线撤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一双草墩之间。(12)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保存实力，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面临着两难选择：“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各部虽已“死伤大半”，“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摄（慑）服倭寇完成使命？”(13)蒋的决定是坚守上海，而这与他强调“外交与战线并重”更是不无关系，唯有坚守，才有国际调停的可能。 1937年10月6日，国联决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中日冲突问题。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10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14)蒋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使英美允俄参战”。(15)他还为此致电时在意大利负责军购的蒋百里，“对于意国商务与价目，请照前电范围由公全权商订，但须意国在九国会议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为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