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谦平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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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自蒋介石日记于2006年3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界刮起了一股“蒋介石研究旋风”:海峡两岸的众多学者东渡太平洋,到胡佛研究院去阅读、抄录蒋介石日记;解读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杨天石撰写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和陶涵(Jay Taylor)撰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C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轰动;以蒋介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和台北举行。因日记开放所引发的蒋介石研究热潮实际上意味着以往对蒋介石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当然,客观地讲,当事人所撰写的日记,只能是一种参考资料,档案和原始文献资料才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栏目刊登的两篇论文都是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档案和日记等撰写的新作,均力图在新史料和新视角上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 (陈谦平)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实际上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的前奏。在经历了南京事件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反苏亲美英政策逐渐明显,日本田中内阁执政后对于中国采取了强硬政策,并不认同蒋介石二次北伐、统一中国的举动,济南惨案正是这一系列政策变化过程中各方势力博弈和碰撞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济南惨案的研究可谓成果卓著。①不过,既有成果在研究视角、史料利用以及对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后所采取政略评价等问题上皆有不足。日本为什么要数次出兵山东,田中政府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济南惨案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侨民和军队有没有受到劫掠和攻击,蒋介石在济案交涉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台湾新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黄郛档案,试图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来重新审视蒋介石在济案交涉中的决策。

      一、从币原到田中:日本对华“武力干涉”政策的确立

      自币原喜重郎1924年6月就任日本外相以后,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得以确立。币原外交于1927年3月南京事件发生时受到考验。在北伐军士兵闯入日本领事署抢劫财物,并伤及领事和日本侨民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行动。当英美打算采取强硬手段来对付蒋介石时,币原更是力排众议,认为:“解决当前危机的首要关键,就是要同情中国的国民运动,使各国对国民革命军不致丧失信心,从而免使各国共同出兵干涉。”他指出:“现谣传各国驻京公使商谈的协议内容中有主张对蒋发出最后通牒,而我方认为这样只能徒然增加事态的纷争,最后各方采纳了日方的主旨,确立了各国协调的方针。总之,对蒋而言,他很快就会博得内外的信任,平定时局大业可成。而决定其命运之关键即为其自身之决心。”①币原认为最后通牒将把蒋介石逼入绝境。但日本国内反对币原外交的声浪更高,政友会抨击币原外交“致发生南京事件,蒙受国辱”。②日本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利用枢密院否决了紧急救令案,导致若槻内阁于4月7日总辞职。

      继任首相的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是币原外交的激烈反对者,他亲自兼任外相,采取了积极的对华干预政策。5月28日,田中内阁命令乡田旅团2000余人前往青岛,继而于7月8日进抵济南。尽管日本政府声明,出兵山东之目的,“纯属为求在华日人安全之自卫上不得已的紧急措施”,“对南北两军的任何部队也绝不干涉其作战或妨碍其军事行动”,但参谋总长铃木庄六指示乡田兼安旅团长除了保护日本居留民外,“为了保护国家及国军威信,或在完成任务方面遇有确实不得已之情况时,可以使用武力”,这实际上是默许山东日军可以越权采取军事行动。③

      与此同时,田中义一还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以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纲领》。田中义一强调,“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将给予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④

      下野后的蒋介石于1927年9月29日访问日本。11月5日下午,田中义一在其青山私宅与蒋会谈约两小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⑤但田中再三劝告蒋介石:“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一俟基础巩固,方可着手北伐,这样部署,仍为最好的办法”。他要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⑦田中明确告诉蒋:“列强里面,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田中还明确告诉蒋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人们动不动就说日本援助张作霖,这完全不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支援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质,就是替张说话等等也从来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⑧

      田中义一向蒋介石传达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就是南京政府应将势力范围限定在长江以南,不应继续北伐,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蒋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⑨。

      二、中日官方对济南惨案原因的不同表述

      1928年1月5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通电全国“矢志继续北伐”。4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继续北伐。从10日起,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对奉军展开全面攻击。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向直鲁联军发起攻击,孙传芳和张宗昌部已无斗志,不断溃败。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于4月17日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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