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1-0072-11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撤换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重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然而，按照莫斯科意志改组的中共中央，却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在“立三路线”中，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共产国际劝阻，执意坚持“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竟然还要苏联出兵配合中国革命。这不能不让莫斯科大为光火。知识分子干部不可靠，工农干部又不堪重用。此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再相信中国党的本土干部，转而寄望于莫斯科培养的一批年青的留苏学生，扶助他们来掌握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以便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王明、博古这些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打压了党内的反对派，完成了党中央最高权力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转移。9月间，王明去苏联前，推荐博古牵头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直接指导①。“国际派”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意味着所谓的莫斯科代理人体制的形成。 博古年仅24岁，论经验回国仅一年多，论资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能在临时中央负总责，这里有当时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安排的因素。但在以后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等元老级领导人也都顺水推舟地认可了他的总书记地位②。这反映了中共高度集权体制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党的各级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和地位”③。博古们一无资历、二无经验，只能是“挟洋自重”，把莫斯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借莫斯科的名头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压和排斥本土派干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共产国际传声筒，也必然要再为共产国际充当下一轮替罪羊的结局。 当博古们把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贯彻到底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结局到来的时候。在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推向危险境地的过程中，“国际派”的权力资源不断流失，队伍不断分化；本土派的权力资源再度集聚，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严峻的生存危机促使党内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组合，权力的授受不再来自远方的最高组织，而是看眼下谁最具有挽救危机的权威影响力。 长征途中，中央核心层的权力转移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初期的联手，形成了有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权威中心——“小三人团”，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湘江惨败后，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倒向了毛泽东这一边，最高“三人团”顿失重心，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二步。到遵义会议时，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是权力转移第三步。这个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终于获得了成功。本文试图从人事关系变化的角度，对在遵义会议前中央高层权力转移的情况进行考察。 一、“国际路线”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困境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国际派”的领导危机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1月，中共临时中央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削平了各路军阀、整合国民党各派系后，加紧了对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围剿”。 1933年9月，南京政府调集重兵，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中共苏区各根据地是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发展起来的，所处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区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战争动员能力极强，可以与地方军阀抗衡，但与南京中央政府拥有的战争资源是无法匹敌的。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央红军，抓住国民党“围剿”军骄兵冒进的机会出奇制胜。但不到3个月，南京政府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场中央政权对地域政权的战争中，如果不出现其他大的变数，后者纵有局部胜利，最终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锁。中央苏区人口不过二三百万，兵员不过10万，连年战争和苏维埃经济政策造成的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本来就胜算无多，“国际派”领导人又在军事上采取了错误的阵地战法，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丧失国土的责任，不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方针，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次反“围剿”完全体现了国际路线的意志。博古对莫斯科指示的盲目迷信，还可见诸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上。本来博古也赞同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联手反蒋，但因共产国际不同意而放弃，错失了这一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天赐良机④。 李德不了解中国和红军，只有正规战的军事经验。他排斥过去红军将士擅长的运动战法，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使苏区有限的战争资源很快地消耗殆尽。虽然红军将士战斗英勇，也有些局部小胜，但无法取得扭转战局的战果，仗越打越背，地盘越打越小，人力物力都达到了枯竭的边缘，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